摘要農戶不規范的施藥行為是引發農產品質量安全風險最直接的原因，為規范農戶的施藥行為，政府頒布并實施了多種政策，但大多收效甚微。農戶不規范的施藥行為主要表現在過量使用高毒農藥、施用過程中不按規定操作以及農藥殘留物的處理問題上，如何針對農戶不同的施藥行為制定相應的政策，以達到有效規范農戶施藥行為的效果，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文章基于全國986個農戶的調查數據，運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別回歸了不同政策對農戶過量施用農藥的行為、不遵守施藥間隔期的行為以及在施藥過程中不閱讀標簽說明的行為的影響程度，結果表明:強令禁止高毒農藥、對違反農產品安全生產進行處罰以及對收購的農產品進行檢測等命令控制政策對農戶是否過量施用農藥的行為具有較強的規范效應，但對農戶在施藥過程中是否閱讀標簽說明的規范效果不佳;農藥施用技術培訓、農產品安全生產宣傳教育等宣傳培訓的政策能有效規范農戶在施藥前閱讀標簽說明，但對農戶是否過量施用農藥的影響不大;以市場為基礎的激勵政策對農戶過量施用農藥、閱讀標簽說明以及遵守間隔期均有顯著的規范效果。由此提出，政府在實施命令控制政策的同時，應加強農產品安全知識的宣傳力度，定期為農戶提供農藥施用技術培訓;由于以市場為基礎的激勵政策能有效彌補命令控制政策的監管漏洞，從而更有效的規范農戶的施藥行為，因此要建立激勵懲罰機制，對使用生物農藥、施用有機肥等具有正外部性的投入行為進行補貼，對使用高污染、高毒農藥的行為進行征稅，充分發揮市場為基礎的監管政策的有效性。

　　關鍵詞農藥施用;農產品質量安全;政府政策;影響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產品的供應能力大幅度提高，與以往相比，目前我國農產品供需矛盾面臨著最為深刻的變化:一方面，隨著人口持續增長，對農產品數量的需求日益旺盛與耕地不足之間存在矛盾;另一方面，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要求逐漸提高與農產品安全堪憂的現實之間也存在矛盾。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耕地緊張的，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始終是農業生產的主要目標，而使用農藥控制病蟲草害從而保證糧食產量是必要的技術措施。因此，在現實條件下，保障農產品數量供應仍然是我國農業生產最主要的目標之一，依賴農藥仍然是農產品增產增收的重要路徑。然而大量農藥流失進入大氣、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之中，難降解的農藥在土壤中的殘留逐年增加，造成的污染日益加劇，對農產品安全造成了極大的隱患?？梢灶A計的是，雖然目前我國農產品的供需矛盾主要體現在量和質兩個方面，但在將來農產品品質的供應不足的問題將更為突出并逐漸成為主要矛盾。農產品的生產過程相當復雜，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因素貫穿于“從農田到餐桌”整個產業鏈之中，其中，“農田”環節，即生產環節是控制農產品質量的源頭，而農戶作為農產品的“第一”生產者，其農藥施用行為是決定農產品質量安全的關鍵［1］。為規范農戶的農藥施用行為，1997年頒布了《農藥管理條例》，此后，農業部又相繼頒布了《農藥管理條例實施辦法》、《農藥限制使用管理規定》，2010年，農業部種植管理司發布了《關于打擊違法制售禁限用高毒農藥規范農藥使用行為的通知》，進一步規范農戶的施藥行為。然而，由于我國農業生產存在規模小、分散化的特點，政府的相關政策實施效果并不理想，農戶為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往往違背社會最優的選擇，過量施用農藥。具有不同個體特征的農戶對不同的政策反應不同，政府相關政策的實施效果也不盡相同。由此，何種規范農戶農藥施用行為的政策最為有效?政府如何改善監管農戶的施藥行為?這是我國農業生產關鍵轉型時期必須正視并努力解決的問題。這就構成了本文研究的主題。

　　1文獻梳理與評述

　　農戶在農藥施用過程中存在諸多不規范的行為，致使對農產品安全和生態環境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近年來，學者們對影響農戶施藥行為的因素進行了大量研究，主要可以歸納為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兩個方面。外部因素包括自然環境、市場環境以及政策環境等因素，而內部因素則從農戶的自身特征出發進行分析，其中，作為行為主體的農戶的個體特征因素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

　　2模型構建

　　2．1理論框架

　　根據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生產者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依據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分析進行生產決策?；诔杀臼找娣治龅幕纠碚摚俣ㄞr戶施用農藥行為的數學表達式為:D(Ｒ)=P{(U－C)＞Ｒ}(1)其中，U為農戶施用農藥的預期收益，例如使用農藥增產所得的收益。C為預期成本，包括購買農藥的成本和政府對過量施用農藥進行處罰的成本。Ｒ為當前收益，D(Ｒ)為農戶農藥施用行為的決策函數。當預期凈收益大于當前收益時，農戶會選擇施用農藥，預期凈收益越高，過量施用農藥的可能性越大，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影響越大，從而施用農藥所對應的風險也越高。由于個體特征以及對所處環境感知的差異，農戶對使用農藥預期凈收益的判斷并不相同，令第i個農戶農藥施用行為的預期凈收益為:Ui=∑Kk=1βkXik+εi=Zi+εi(2)其中，Xik表示對于第i個農戶而言，影響其使用農藥預期凈收益的第k個因素。βk是相應解釋變量的未知系數，如果βk＞0，對某個特定的個人第k個因素取值的增加會導致風險水平的增加，反之，βk＜0會導致風險水平的下降。εi是獨立同分布的隨機擾動項，表示未包含在方程中的或者測量并不準確的因素。

　　2．2變量選擇

　　根據前文構建的模型，本文考察農戶農藥的施用行為，農戶農藥施用行為主要分為農藥使用量的選擇、施用過程中是否按規定操作以及農藥殘留物的處理問題［16］，選取“是否會過量施用農藥”，“施藥前是否閱讀標簽上的施用說明”以及“是否遵守安全間隔期”作為因變量，分別賦值為1、2、3、4、5，按照農戶的行為可能帶來的風險劃分等級，得分越高，表明可能帶來的風險越高。由于本文著重分析政府政策對農戶農藥施用行為的影響程度，因此，選取的自變量主要是政府為規范農戶行為所實施的相關政策，表1為變量的定義與賦值。

　　4模型的估計與結果分析

　　4．1模型估計

　　根據前文構建的模型，運用STATA11．0對所得的樣本數據進行有序Logistic回歸。回歸結果見表5所示。表5的結果顯示，對y1和y2的估計，GEND、MAGE和HAGE均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5%的檢驗，表明農戶的性別和年齡對其施藥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具體而言，男性更傾向于過量施用農藥和不遵守間隔期;相對于年輕的農戶，農戶的年齡越大，采取高風險施藥行為的可能性越高，60歲以上的農戶普遍傾向于過量施用農藥、不遵守間隔期和在施藥前不閱讀標簽說明。對y2和y3的估計，HEDU在5%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農戶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對其是否遵守間隔期以及是否閱讀標簽說明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受教育水平較高的農戶更易遵守施藥的間隔期，在施藥之前也更關注標簽的說明;然而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對農戶是否過量施用農藥的影響并不顯著。

　　4．2結果分析

　　有序Logistic回歸的結果表明，命令控制政策，如強令禁止高毒農藥和對違反安全生產的行為進行處罰等政策對農戶過量施用農藥的行為能起到較好的規范效果，但對于農戶的施藥前閱讀標簽說明的行為以及施藥過程中是否遵守間隔期的控制效果卻并不顯著，這與Downing和Hanf的結論類似。這是因為對農戶而言，閱讀標簽說明的行為屬于事前行為，強令禁止高毒農藥、對違反安全生產的行為進行處罰以及對農產品進行檢測等命令控制政策則屬于規范行為結果的政策，這種結果導向的政策對事前行為并不具有太大的約束力，從而解釋了為何傳統的命令式管理政策對規范農戶整個生產過程行為的效果不佳;而農藥施用的技術培訓以及安全生產宣傳教育等宣傳培訓政策則可以改變農戶對農藥的認知，對農戶在施藥前的行為以及整個施藥過程的行為起到一定的規范作用，從而在事前防范農戶不規范的施藥行為所帶來的風險，這與Goodhue、Jacquet等的研究結論類似。

　　參考文獻(Ｒeferences)

　?。?］陽檢．農藥施用行為和農戶特征研究:基于農產品質的安全供給視角［D］．無錫:江南大學，2010:1－2．［YANGJian．Ｒesearchonthebehaviorofapplyingpesticidesandhouseholdcharacteristics:basedonthequalityandsafetyofagriculturalproductssupplyingperspective［D］．Wuxi:JiangnanUniversity，2010:1－2．］

　?。?］MOＲＲISML，DOSSCＲ．Howdoesgenderaffecttheadoptionofagriculturalinnovations?thecaseofimprovedMaizetechnologyinGhana［C］//AnnualMeetingoftheAmericanAgriculturalEconomicsAssociation．Nashville:AAEA，1999:8－11．

　?。?］ISINS，YILDIＲIMI．Fruitgrowers'perceptionsontheharmfuleffectsofpesticidesandtheirreflectiononpractices:thecaseofKemalpasa，Turkey［J］．Cropprotection，2007，26(7):917－922．

　　黃祖輝1鐘穎琦2王曉莉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