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蔬菜消費在居民的食物消費中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但化學農藥的施用嚴重影響了蔬菜質量安全，推廣和施用生物農藥成為當前提高包括蔬菜在內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最現實的路徑。然而，本文對江蘇省豐縣294戶蔬菜種植農戶的調查顯示，分別有66．00%、71．43%和69．05%的受訪農戶對生物農藥沒有認知、沒有施用過生物農藥和對生物農藥的施用效果持懷疑態度。為進一步考察農戶施用生物農藥的意愿，本文以理性人為假設條件，以農戶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對農藥的殘留認知、家庭蔬菜種植面積、蔬菜價格水平認知作為自變量，并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存在偏誤與分離問題，引入帶罰函數的二元Logistic模型，計量結果顯示，具有女性、年齡在40歲以下、感知化學農藥殘留危害、受教育年限在9年及以上等個體特征和家庭蔬菜種植面積在5畝以下、非農業性收入在3萬及以上、參加農業合作組織等家庭特征的蔬菜種植農戶更愿意施用生物農藥，而政府補貼與政府農藥施用的技能培訓對蔬菜種植農戶施用生物農藥意愿的驅動不足。據此，本文提出了，政府應該借助于農業合作組織推廣生物農藥;加大對施用生物農藥的支持力度;指導農業生產合作組織應重點建設優質農產品的銷售網絡等政策。

　　關鍵詞蔬菜種植農戶;生物農藥;施用意愿;帶罰函數的二元logistic模型

　　農作物病蟲害是農業生產的重要生物災害。一旦病蟲災害發生時，生產農戶就施用化學農藥來殺除病蟲害以有效避免農作物產量損失［1］。據統計，在全球由于施用DDT等化學農藥而挽回的糧食損失占總產量的15%［2］。化學農藥已成為防治農作物病蟲害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但是化學農藥的施用也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尤其是導致自然界生態系統紊亂［3］，以及農藥殘留通過食物鏈與生物富集效應累積等途徑對人體健康產生嚴重威脅［4］。由于生物農藥是以生物活體或其制劑來防治農作物病蟲害的產品，具有與環境相容性較高，對人畜比較安全等特點，經過較長時間的實踐，已逐步被人們所認識和接受［5］。目前可以認為，生物農藥不僅能夠代替化學農藥有效地防治病蟲害，而且在保護生態環境、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與人類健康等方面比化學農藥具有相對的優越性［6－9］。農戶在是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是農藥施用的主體，因此研究農戶對生物農藥可接受性與主要影響因素，對政府深化農藥管理體系改革與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文獻綜述

　　目前僅有極少量的文獻研究蔬菜種植農戶生物農藥的施用意愿。例如，Adetonah等［10］研究了非洲西部農戶在控制棉鈴蟲上施用生物農藥的觀念和意愿，以及影響農戶施用生物農藥意愿的因素;傅新紅、宋汶庭［11］研究了四川省406戶農戶的生物農藥施用意愿和影響因素。這些文獻沒有對蔬菜種植戶施用生物農藥的意愿作出清晰的經濟學解釋。研究表明，即使是傳統農業生產，生產要素的配置也是經濟有效的［12］。因此，蔬菜種植農戶可以被假定為精于判斷計算滿足理性人假設，其在生產過程中對生物農藥與化學農藥的選擇必定是基于期望效用的大小。期望效用的大小與蔬菜種植農戶的風險偏好、風險收益與風險成本相關［13］。

　　2調查的方案設計

　　2．1農作物品種的選擇

　　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0年、2011年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年蔬菜消費量分別為116．10kg和93．30kg、114．60kg和89．40kg，人均蔬菜消費在總的食物消費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8%－36%的水平上。由于蔬菜在居民的食物消費中占據重要的地位，應該成為生物農藥重點推廣施用的農作物，因此以蔬菜為案例研究蔬菜種植農戶施用生物農藥的意愿在就極具前瞻性。

　　2．2研究區域

　　2011年蔬菜種植面積1963．92萬hm2，總產量6．79億t。江蘇豐縣是蘇魯皖地區著名的蔬菜之鄉。20世紀80年代開始，該縣眾多的農戶就逐步以種植與銷售蔬菜作為謀生的重要職業之一。2010年全縣蔬菜復種面積達到76萬畝，而其中連片種植規模面積達58萬畝，出口蔬菜的規模種植面積達60萬畝，約有32．7萬個農村勞動力從事蔬菜種植，蔬菜生產能力位居全國十強縣的第二位。蔬菜種植農戶主要施用殺菌劑、殺螨劑和除草劑等類型化學農藥防治病蟲害。因此，選擇中國的蔬菜種植大縣———江蘇豐縣的生產農戶展開研究更具有典型性。

　　3模型設定與計量分析

　　3．1模型設定與變量設置

　　本文假定蔬菜種植農戶滿足理性人假設，其在生產過程中對生物農藥與化學農藥的選擇是基于期望效用的大小，并假設:第一，蔬菜種植農戶無論施用生物農藥還是化學農藥面臨相同的宏觀與自然風險;第二，農戶施用不同農藥種植蔬菜并不影響其農業生產的其他相關投入;第三，蔬菜種植農戶的效用函數為“平均—標準差”效用函數［30］。這樣第i個農戶施用生物農藥相對于化學農藥所得增加的期望效用為:

　　3．2模型分析結果與討論

　　借助于MATLAB(Ｒ2009a)分析工具，對(8)式采用N－Ｒ迭代方法，迭代方程為:B(s+1)=B(s)+I－1(B(s))U(B(s))*，其中S為第S次迭代。相關的參數估計結果見表3。

　　主要結論與政策

　　含義本文的結果表明，具有女性、年齡在40歲以下、化學農藥殘留危害的感知、受教育年限在9年及以上等個體特征和蔬菜種植面積在5畝以下、非農業性收入在3萬及以上、參加農業合作組織等家庭特征的蔬菜種植農戶更愿意施用生物農藥。這些結論包涵了豐富的政策含義，可供政策決策參考。

　　(1)政府應該借助于農業合作組織推廣生物農藥，同時考慮到女性、年輕、教育程度較高和家庭種植規模較小、非農業性收入較高的農戶更容易接受生物農藥，政府可以依托農業生產合作組織，重點選擇具有上述特征的蔬菜種植農戶來推廣生物農藥。

　　(2)政府必須加大對施用生物農藥的支持力度。模型結果顯示，政府對生物農藥的補貼與提供農藥施用的技能培訓等與政府相關的變量，并未表現出顯著的相關性。因此目前生物農藥在豐縣的施用主要依賴于農戶的內在驅動，政府的外在驅動力并不充分。近年來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政策基點是確保農產品量的增產而非質的提高，屬于傳統型的支農政策，政府對農戶的技能培訓并沒有針對生物農藥，也沒有通過補貼的方式降低生物農藥與化學農藥的相對價格，從而難以顯著改變農戶的生物農藥施用意愿。因此，政府農業生產的相關政策應該作出必要的調整，以更加明確的政策導向，大面積、寬領域地推廣藥生物農藥。

　　參考文獻(Ｒeferences)

　　［1］AgnewGK，BakerPB．ArizonaCottonPesticideUseData:OppprtunitiesandPitfalls［A］．ProceedingsBeltwideCottonConferences［C］．SanAntonio，2000，2:1239－1246．

　　［2］HouB，WuL．SafetyImpactandFarmerAwarenessofPesticideＲesidues［J］．FoodandAgriculturalImmunology，2010，21(3):191－200．

　　［3］PalikheBＲ．PesticidePollutionManagementinNepal:inHarmonywithNature［Ｒ］．MinistryofAgricultureandCooperatives，Kathmandu，Nepal，2001．

　　朱淀1張秀玲2牛亮云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