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職稱制度作為學術管理制度的核心部分，是影響高校教師價值取向和行為動機的重要制度安排。從1952年至今，我國高校教師職稱制度走過六十余年的發展歷程，經歷任命制、評審制和聘任制等三個發展階段。由于社會的宏觀制度、制度供給主體等邏輯的制約，高校教師職稱制度在由評審制向聘任制的變遷過程中出現路徑依賴及權力失衡的困境。要改變這種現狀，必須優化社會的宏觀制度環境，確立高校作為職稱制度構建者主體地位，在完善評聘制度的過程中充分觀照學術的本質和內在規律。

　　關鍵詞:高校教師;職稱制度;聘任制;學術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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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的真正進步依賴于教師”[1]，教師作為“以學術為業”的“學術人”和高校“研究高深學問”的特質緊密契合，成為影響高等教育質量的核心因素。隨著國家“千人計劃”“2011計劃”等政策的出臺，高校教師日益成為協同創新的主體力量，如何通過制度安排加強優秀教師隊伍建設成為重要的現實議題。

　　一、“適應性”邏輯:高校教師職稱制度變遷的多重詮釋

　　1.社會宏觀制度環境:高校教師職稱制度變遷的外部掣肘。制度作為一種政治產品，扎根于政體的組織結構或政治經濟中[2]，“制度的深層結構”———政治體制、經濟制度、文化觀念等決定制度的形成機制和變遷方向。高校教師職稱制度作為政府配置高等教育資源和學術管理的一項重要政策，隸屬社會制度體系的范疇，必然受到宏觀制度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初期，政府為了增強知識分子對新政權的認同，沒有立即建立新的職稱制度。1952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開始，我國確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高校成為國家行政系統附屬的“事業單位”，政府開始對高校實行集中統一的管理，將其招生就業、專業及課程設置、人事制度等全部納入政府計劃管理的范疇。在行政力量的直接介入下，高校開始全面學習“蘇聯模式”，進行院校調整。為規范高校教師的職位晉升，中央開始構建以學銜為依托的高校教師職稱制度，希冀建立一種學銜與職務相結合的制度模式。在此背景下，學術職業發展完全為政治力量所驅動[3]，高校教師成為行政人事序列中的“國家干部”，職稱成為國家調控師資的重要手段，教師數量根據政府確定的編制決定，與工資福利的分配制度緊密掛鉤。教師職務的終身制和任命制使得教師職稱制度形同政府機構的干部升遷機制，年齡和資歷成為晉升的重要考量標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政府是高校教師實質上的“雇主”。學術和政治的緊密相連影響高校的獨立性，受政治狀況的影響很大。改革開放后，隨著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政府在公共管理領域的權力逐步撤退，教師行政性身份逐步淡化，任命式的職稱制度不但難以有效激勵教師，而且成為禁錮其流動和競爭的枷鎖。

　　2.壟斷性供給:高校教師職稱制度變遷的行政干預。制度的形成和發展與特定場域內相關利益群體力量對比緊密相連，特定制度的供給深深嵌入社會權力結構系統中。制度以長期穩定為標志，其靜態的表現形式為文本形態的規則或約定俗成的行為規范和程序，但從動態表現形式看，制度是一種博弈均衡[4]，權力體制及其運作過程中所形成的規則體系是制度內涵的重要組成，在既定條件下各行動集團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博弈，博弈的結果取決于各行動主體力量的對比。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穩定高校的政策到院校調整時全面學習蘇聯，再到1985年教育體制改革的開始，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是政府對高校的控制關系[5]。計劃體制內行政主導下的高校人事制度，是以政府作為制度的主要供給方及高校作為被動接受方為特征的，在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體制下，高校的管理行為都被納入到政府的行政管理中，以集權管理為特征的權力結構必然延伸到高校中，使政府成為高校管理制度的供給者，教師的任免、評價與晉升都嚴格受國家“大一統”政策的規約。行政力量的強勢地位和干預使高校學術管理自主權有限，責任和權力的不對等使得高校成為教育行政部門政策的具體“執行者”。改革開放后，政府職能開始從微觀管理向宏觀調控轉變，權力的下放成為發展趨勢，高校自主權逐步擴大，教育行政部門、高校管理者及教師等不同利益主體的制度訴求得以體現，但政府作為高校辦學經費的主要提供者，依然是高校制度建設的利益相關者，通過教育經費的撥付誘致高校制度改革步入政府政策期待的軌道，這種學術管理的行政化體制也對相關改革產生重要影響。

　　二、現實困境:高校教師職稱制度變遷的制約因素

　　1.路徑依賴抑制著高校教師職稱制度的變遷。路徑依賴是指事物的發展過程存在慣性，歷史進程中前期的事件和制度范式會出現自我強化的機制，不斷提高自身的優勢地位，對其后發生的事件產生影響[7]。新中國成立后，高校的人事制度被整合進國家的政治秩序中，成為政府行政管理體系的子系統。以此為基礎的高校人事管理制度體系在運行過程中衍生出師資管理制度，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成為具體制度的直接操控者，促使行政權力成為高校管理的主體力量。基于行政管理為出發點的人事調控規則，固化政府對高校辦學資源和管理制度等的干預。1986年以來以教師職務聘任制為內容的職稱制度變革，為學術管理制度改革提供契機，高校的學術裁量自主權不斷增大，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直屬高校先后進行改革，建立自主評聘教師的制度，但在多數地方高校中，政府依舊是職稱制度的直接介入者，“一省一規”的職稱模式使得高校評聘教師的單位成本較低，統一的評聘過程具有較高的效率，因而舊制度維系較強的慣性，延續周期加長。由于社會資源配置的“雙軌制”，事業單位中的“職稱”附加薪資、福利等諸多資源，學術權力的薄弱使得高校和教師形成職稱制度由政府主導的適應性預期，致使改革面臨多重阻力，在從“身份管理”向“崗位聘任”的轉變過程中出現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產生制度鎖定的路徑依賴現象，延滯聘任制的實施。

　　2.權力失衡制約高校教師職稱制度的發展。任何組織都必須以某種形式的權力作為基礎，而權力的分布結構直接影響組織內部秩序的形成和運行。從根本上說，制度變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權力結構的變遷[8]。在我國“集權體制”的框架下，高等教育系統發展出“國家強于高校”“高校強于教授”的權力模式[9]。教師職稱制度的評價標準、評聘的過程處在政府嚴密的制度安排下，工資待遇、津貼等級嚴格與職稱掛鉤，行政效率和管理績效成為高校師資管理的重要目標。隨著高校規模的不斷擴大及學科的分化和交叉，不同群體基于各自利益展開博弈，在推進職務聘任制的改革中，教師缺乏作為獨立利益主體所應有的自我發展的激勵機制。雖然自主權不斷擴大，但高校作為行政組織序列中的“事業單位”，尚未完全剔除行政化的機制，非學術權力仍是權力結構的主導性力量，學術往往附屬于行政權力，發揮的實質性作用不大。權力的失衡導致教師整體對關涉自身職業發展的學術管理制度參與度較低，學術組織和教師作為制度創新主體的積極性不足，影響教師對于聘任制改革的認同度。

　　三、路徑轉向:推進高校教師職稱制度變遷的策略選擇

　　1.優化社會宏觀制度環境，拓寬學術自主發展的空間。高校教師職稱制度作為一項社會公共政策，其發展和變革社會宏觀制度緊密相連。縱觀高校教師職稱制度的變遷軌跡，可以發現職稱制度與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社會狀況存在同步共振現象，社會政治經濟的轉型往往影響職稱制度的革新與發展。在當前大眾化的背景下，市場需求和社會壓力對高校學術活動的作用日益明顯，教師的教學科研越來越受到宏觀制度環境的影響。職稱制度作為學術職位的配置模式，其合理與否直接關系學術生產力的高低。在深化教師聘任制改革的過程中，政府、社會要積極創造條件，完善配套政策，優化人才流動、醫療和社會保險以及失業保障等配套制度，為高校建立能上能下、能進能退的教師流動機制提供良好的前提，促使教師終身制的局面得以改變，實現高校教師隊伍的優化，增強學術發展的活力。

　　2.合理分權，確保高校作為評聘制度構建者的主體地位。作為關鍵相關者，政府、高校、教師等三者之間的權力劃分及相應的制度結構對于聘任制的實施至關重要。在分權成為政治治理重要模式的背景下，政府要進一步下移權力重心，從制度的直接供給者向制度實施的監督者轉變，完善教育法規，改變行政部門對高校學術管理制度“大包大攬”的現狀，使政府通過行使監督者的角色指導大學系統的發展，確保高校作為學術制度創新的主體地位。通過構建“政府監督、大學自主、教師參與”的職稱評聘模式，改變制度相關者權力不對稱的狀況，鼓勵高校基于自身定位和發展目標探索新的教師管理模式，使職稱制度成為基于學術發展遴選優秀教師的制度，為高校主體基于學術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自身特點探尋新制度預留較大的空間，才能逐步改善教師職稱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造成的低效狀態，促進職稱制度的創新和發展。

　　參考文獻:

　　[1]R.Hofstadter，W.Smith.AmericanHigherEducationADocumentaryHistory[M].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1:616.

　　[2]薛曉源.全球化與新制度主義[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279-288.

　　[3]劉獻君.中國高校教師聘任制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33.

　　[4]孫寬平.轉軌、規制與制度選擇[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