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剖析的精準客觀，當以文獻整理的詳實考究為必要條件。林樂昌教授所著《張載理學與文獻探研》 ( 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以下簡稱《探研》) ，正是兼具此兩者之長的新成果。在《探研》一書中，作者將哲學批判思維與古代材料的搜整排比交互應用，讓學者見證唯有在踏實費功的文獻整理基礎上，哲學詮釋才不會陷入純出胸臆的虛妄泥沼。《探研》共分兩編: 上編“張載理學探索”，下編“張載文獻研究”。上編，從張載學術歷程開始，然后衡斷張載哲學宇宙論，直至論析“關學” 概念的結構特征，共計 11 章; 下編，由通行本《正蒙》校勘辨誤開始，最后論及中國哲學史個案的實地調查研究，共計 6 章。縱覽全書，我認為林樂昌教授此書主要包含四項學術貢獻。

　　一、探索張載兩層結構的宇宙論哲學

　　過往研究者著眼于張載“太虛即氣”命題時，多將 “太虛”與“氣”混為一談，遂將張載理學定性為氣本論或唯物論。持論相反的研究者雖然不認同以唯物論詮釋張載理學，但卻往往忽略張載氣化論能夠說明自然世界豐富的結構性。林樂昌教授通過兩層結構的宇宙論哲學，厘清張載以天論為本旨的形上思想，并解說宇宙構造和生成的氣化宇宙論模型。他以《正蒙·太和篇》之“由太虛，有天之名; 由氣化，有道之名;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為“四句綱領”，并據此指出，張載雖借道家太虛概念提升儒家之天的超越性，但其焦點當落在“天”而非“太虛”; 其“氣”，只是為了說明“道”或“性”才被提出的輔助性概念，而并非基本概念。如此，方能顯發張載由人道肯認天道之超越性，以及由天道所保障之世間價值的遍常性。作者的這一觀點，為研究張載宇宙論哲學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框架。依此判析，以氣本論定性張載哲學不僅容易忽略虛與氣乃是異質關系，更弱化了張載天人之學的指標性意義。

　　二、闡明張載性論的理論貢獻和成性論的道德實踐意義

　　依據張載所著《經學理窟·義理》之“自立說以明性”，林樂昌教授指出，過往研究多忽略張載在性論上的自立新說，并指出張載性論思考脈絡的三項新意: 第一，針對佛、老單純以虛言性，以及“陋儒”( 張載引荀子語) 單純以氣言性的兩偏之失，張載整合虛與氣亦即本體界與現實界，提出“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還認為，人性既包括先天的“天地之性”，也包括“形而后”才有的 “氣質之性”。這些，是張載性論的立論基點。第二，值得注意的是，張載主張，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關系并非平列的，而是有本有末的，認為“性之本原，莫非至善”。他還將性命之源推本至天，使萬物之性具有超越且真實的基礎。第三，張載以天人、體用為經緯，建立天道性命相貫通的性論規模，使孔孟僅論及人倫的人性觀，推拓至“性者萬物之一源”之泛存有論的格局。

　　在《探研》一書中，林樂昌教授不僅辨析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本末關系，更據此指出在處理人性善惡與價值沖突時，張載如何通過成性論，建構出學者進德為善的實踐之道。“成性”理論，是由張載明確提出并加以發揮的重要觀念。林樂昌教授把張載成性論歸結為有關人性成長的動態道德實踐論和境界論。張載成性論著眼的是，人性成長實踐的持續過程。在張載看來，此過程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學者階段、大人階段和圣人階段。成性的階段不同，工夫主體的稱謂不同，工夫形態以及成性的目標也不同。總之，張載分散于其各種著作中的性論與成性論言說，通過林樂昌教授的梳理勾畫，條理分明地加以重塑，使張載性與天道相貫通的哲學體系清晰地呈現于學者面前。

　　三、推拓張載禮學的研究論域

　　張載以禮學享譽于當世，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禮學體系。但學術界對其禮學體系，一直缺乏完整的研究成果。而林樂昌教授的《探研》第七章《張載禮學論綱》，則有替此專題研究定向之功。他從禮之多重根源和體系定位、禮學結構功能、“以禮為教”的教學主題這三個方面，對張載禮學及其思想作了一個綱要式的論析。首先，作者認為，禮具有三重根源: 一是根源于天( 太虛) ，二是根源于理，三是根源于心或情。其中，認為天( 太虛) 是禮之終極根源。還認為，將“禮”與“理”同一化，是張載禮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特色，其意義在于禮可使理之制度性和操作性具體落實在社會生活中。雖然“禮” 及“理”在張載哲學思想中相當重要，但張載畢竟未將它們直接納入自己哲學體系“天”“道”“性”“心”這四個基本范疇的構架之中。作 者 提 出，張 載 之“禮”及 “理”是隱含于其四個基本范疇系統之中的; “理”與 “道”二者在張載哲學體系中處于平列或同位的關系。其次，作者基于張載禮學內容的廣泛性，以三個層面解析張載禮學的結構功能論。這三個層面，由學者依禮以修身為始，經化民成俗的社會教化，達至嘉善天下的治國之功能。依次由“成德實踐之禮”、“社會教化之禮”，以及“養民治國之禮”，層層推拓禮學在家國天下中的應用范域。這就為理學式的“內圣外王”格局，奠立了雛型。其三，作者主張，“以禮為教”是張載教學實踐和教育哲學的共同主題。張載作為教育家深感“教人至難”，其一生于如何達致“善教”之境多所用心，在施教過程中總結出系統的教育方法和原則。這些方法和原則，對于現代教育仍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注重文獻校勘輯佚與實地調查功夫

　　林樂昌教授不僅能精準地勾勒出張載哲學體系的立體圖像，更有一項哲學系學者罕有能及的優勢，即文獻研究功力。《探研》第十二章《通行本〈正蒙〉校勘辨誤》，是作者對張載晚年代表作《正蒙》進行校理所取得的成果。《張載集》是學術界第一個張載著作集的整理本，1978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林樂昌教授指出: “據不完全統計，通行本《正蒙》文字訛誤近 70 處，這相對于《正蒙》十七篇五百一十三章而言，大概不算是小 數字。”對于通行本《正蒙》的訛誤類型和致誤原因，林樂昌教授從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 一是其選擇版本有局限，即囿限于清代版本，而未能據宋、明古本進行對校，結果導致文字訛誤頻頻出現; 二是其校勘方法有偏差，即偏好于依他書校改本書。他還從通行本《正蒙》的近 70 例誤校中選取 13 例進行重新校勘，辨析異文，澄清是非。經此次辨誤工作，將為張載理學研究提供一個可靠的《正蒙》新校本。關于張載著作的輯佚，該書作者從浩瀚書海中抽絲剝繭，輯出《孟子說》一書。這不僅有助于厘清張載如何承繼孟子思想，而且還能夠使研究者從動態過程中見出張載哲學前后不同時期的的演變軌跡。長期以來，張載理學研究多以傳世文獻為基礎，對于與研究有關的張載家藏文獻則重視不夠。《探研》第十六章《〈張載族譜〉和明、清、民國官府公文述略》，及第十七章《中國哲學史個案研究的實地調查嘗試》，則分別考察了張載家藏文獻，并結合傳世文獻作了多方面的研究。這一工作，將張載文獻研究從埋首紙本的范圍，推拓至實地調查的領域。

　　張載《芭蕉》詩云: “愿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如果說林樂昌教授重視張載理學新文獻好比是 “新葉”的話，那么作者對張載理學思想的詮釋就好比是“新知”。《探研》全書以扎實的文獻整理為基礎，故對張載哲學研究中的難解議題，能夠脫舊說之籠范，籌新局之開展。由于《探研》全書立論皆能一一貼合張載著作文本，更使讀者順著作者抽絲剝繭式的厘析，激發反思，助推追問。這是該書另一層級的開新。

　　然而學術研究本來就是不斷推進的歷程，因而也有必要指出《探研》一書的未盡之義。首先，《宋史》張載本傳稱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但《探研》在上編“張載理學探索”的 11 章中，卻未能以專章探討張載易學。這對于張載理學體系的重構，是一個缺憾。其次，該書第二至第四章依序從張載的宇宙論哲學、性論和人性論，探討至張載之成性論和工夫論。至此似僅差一步，即可敞開張載道德哲學的論域，進而統合張載用以衡斷世事的道德原則，并辨析他如何在存有之必然與道德之應然之間保留人的自由意志。但《探研》一書于此卻尚無專論。該書日后若有機會增訂，希望作者能夠于這兩方面進言一二。這樣，對張載理學格局之確立，必將更為完整。相關論文推薦：人文傳統在哲學上因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