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權屬調整作為農地整治工作的核心環節，在降低土地細碎化、提高農業生產機械化及化解農地權屬糾紛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農戶作為農地整治項目的主要受益者，提高農戶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認知，是促進其參與權屬調整，從而推進農地整治工作的關鍵。本文基于湖北省11個縣（市、區）農地整治項目區的實地調研數據，采用有序Logistic回歸分析法研究農地整治權屬調整中不同類型農戶的認知差異及其成因。研究結果表明：各類農戶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行為態度的認知普遍較高，對主觀規范的認知普遍不高，而對感知行為控制普遍較低；不同類型農戶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認知態度、主觀規范及感知行為控制3個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且其認知的影響因素也不相同。基于研究結果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議：加強農地整治權屬調整差別化入戶宣傳工作，發揮各類農村社會經濟組織的利益協調作用，加強權屬調整的相關培訓，充分發揮認知態度較高農戶的帶頭示范作用等，以促使農戶轉變觀念并形成科學認知，進而促進農地整治權屬調整工作的順利開展。

　　關鍵詞：農地整治；權屬調整；農戶；認知；差異；Logistic回歸；湖北省

　　1引言

　　農地整治權屬調整是在農地整治過程中，因規劃設計及地塊歸并的需要，依據項目參與者公認的權屬調整原則及轉換機制，將各權利人整治前土地上所擁有的權利換回整治后相應權利的過程①。權屬調整作為農地整治工作的核心環節，在降低土地細碎化、提高農業生產機械化及化解農地權屬糾紛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1]。作為農地整治項目的主要受益者，農民參與權屬調整既是推進農地整治工作的要求，也是維護其自身權益的關鍵。然而，有些農民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帶來的農業生產便利、降低生產成本、促進農業規模化和現代化等認識不足，也有農民擔心會將自己多年培肥的耕地換成質量較差的耕地等[2]。總之，上述片面認知使得農民參與積極性低、甚至出現抵觸情緒[2,3]。只有掃除了認知方面的障礙，消除農戶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片面認知，才能促進農戶積極參與并順利地推動權屬調整工作。然而，當前農戶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認知程度如何，影響其認知的因素有哪些，及影響程度等問題只有對此進行深入研究才能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使農戶轉變觀念并形成科學認知，進而促進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順利開展。

　　2數據來源及農戶類型劃分

　　2.1研究區域與數據來源

　　湖北省地貌類型多樣，山地、丘陵、崗地和平原兼備。為提高農地整治水平，湖北省依據地形地貌、地質和水文等自然條件，按照建設條件和建設內容等基本一致的原則，將全省劃分為3個一級農地整治工程類型區，即：鄂東低山丘陵類型區（Ⅰ）、鄂中平原類型區（Ⅱ）和鄂西高原山地類型區（Ⅲ），并進一步根據工程特征及各項工程組合方案的差異將上述3個工程類型區細分為低山工程模式（Ⅰ1）、丘陵工程模式（Ⅰ2）、平崗工程模式（Ⅱ1）、崗前平原工程模式（Ⅱ2）、水網圩田工程模式（Ⅱ3）、河（溝）谷盆地工程模式（Ⅲ1）、巖溶坪壩工程模式（Ⅲ2）共7個二級工程模式區。本次調研區域選定正在廣泛開展農地整治并已取得一定成效的丘陵工程模式區及崗前平原工程模式區，其中在崗前平原工程模式區選擇了嘉魚縣、沙洋縣、鄂州市、天門市、潛江市、仙桃市，在丘陵工程模式區選擇了咸寧市咸安區、大冶市、安陸市、大悟縣、紅安縣。這些地區已覆蓋了2類模式區大約一半的縣（市、區），能較好地代表2類模式區的整體情況。本文數據來源于課題組2016年8—9月、2017年8—9月對上述11個縣（市、區）的調查，調研采用了分層抽樣和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在每個縣（市、區）選擇2~3個典型鄉鎮，每個鄉鎮隨機選擇3~4個行政村，每個村隨機選擇10~20個農戶進行面對面訪談式問卷調查，此次共調查1136個農戶，剔除有錯誤或有遺漏信息的問卷后，共獲取1044份有效問卷，問卷有效率91.9%。

　　2.2農戶類型劃分

　　雖然國內外學者對于農戶類型劃分所采用方法不同，但主要可歸為2類：一類是按農戶非農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例劃分[13]；另一類是按農戶非農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劃分[14]。本文主要根據調查區域農戶的勞動力投入特征，并結合樣本情況，將農戶劃分為純農業型、低度兼業型、高度兼業型及非農業型4種類型，具體如表1所示。

　　3農地整治權屬調整中不同類型農戶認知差異

　　3.1農戶認知的維度

　　所謂認知，是個體認識客觀世界的信息加工活動。計劃行為理論指出，個體認知包括行為態度（ATT）、主觀規范（SN）和感知行為控制（PBC）3個方面[15]。行為態度指個人對某項行為的正面或負面的感覺，亦指由個人對某種特定行為的評價經過概念化之后所形成的態度；主觀規范是個人對于是否采取某項特定行為所感受到的社會壓力；感知行為控制則是個人預期在采取某一特定行為時自己可以控制（或掌握）的程度。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農戶認知而言：①行為態度指農戶基于自身知識和經驗等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及社會效益的認可程度，及由此形成對權屬調整的態度。如果農戶認識到農地整治權屬調整能夠帶來更好的效益，其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贊同度就更高，態度也更積極，則認為該農戶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認知程度越高。②主觀規范指農戶所感受到的有關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外界壓力，這種壓力來源于親朋鄰里及基層政府等周邊環境的主張、行動及其對農戶的影響。外界主張越鮮明，行動越積極，農戶從中受到的影響越大，則對農戶壓力越大，農戶認同感就越強，則認為該農戶在農地整治權屬調整中認知程度越高。③感知行為控制指農戶預期參與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難易程度及對自身能力的自信程度。如果農戶過去經驗和自身能力讓其感到參與農地整治權屬調整越容易，則認為該農戶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認知控制能力越強，認知程度越高。因此，本文中農戶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認知亦由行為態度、主觀規范、感知行為控制3個維度反映，并通過24個觀察項來描述（表2）。

　　3.2不同類型農戶認知的差異分析

　　農地整治項目權屬調整中農戶的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認知控制各指標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本文運用SPSS21.0進行因子分析分別計算出各指標的權重。不同類型農戶對于農地整治中權屬調整的24個認知變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法，即對“完全不贊同”“基本不贊同”“不一定”“基本贊同”和“完全贊同”分別采用“1”“2”“3”“4”和“5”賦值，形成了一個有序多分類變量。再根據表2中各指標權重進行加權求和，由此分別得到不同類型農戶的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感知行為控制的綜合值（表3）。

　　4農地整治權屬調整中農戶認知差異的成因

　　4.1模型構建

　　本文參考相關研究[1,7,11]并結合調研區域的具體情況，選取了個體特征、家庭特征、耕地資源特征及村莊特征4方面的15個指標，以定量分析農地整治權屬調整中不同類型農戶認知差異的成因。模型的因變量是行為態度、主觀規范、感知行為控制，由于這3類因變量都是采用“1”到“5”賦值，因此本文建立有序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具體如下：式中：Xi為自變量；Y為農地整治權屬調整農戶認知程度；j是模型的截距（j=1，2，3，4，5）；βi是模型的回歸系數；α是常數項；k是自變量的個數；i是自變量的類別；P是概率。

　　4.2變量定義、描述性統計及多重共線性診斷

　　農地整治權屬調整中不同類型農戶認知的影響因素的名稱、代碼、含義及描述統計性如表4所示。進行Logistic回歸之前，先運用SPSS對自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避免因多重共線性而增大估計參數的標準誤差和均方誤差，掩蓋檢驗變量的顯著性。經檢測，方差膨脹因子（VIF）和條件指數（CI）均小于10，表明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因此將15個自變量都納入回歸模型。

　　5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5.1研究結論

　　本文在對湖北省丘陵工程模式區及崗前平原工程模式區的農戶進行問卷調查的基礎上，運用Logistic回歸分析研究了不同類型農戶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認知的差異及其成因，得出如下結論：

　　（1）4類農戶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行為態度認知普遍較高，而對主觀規范的認知均不高，對感知行為控制普遍較低；在農地整治權屬調整認知的3個維度中，純農業型農戶和低度兼業型農戶的認知相對較高，而非農業型農戶的認知最低。

　　（2）對純農業型農戶而言，本村經濟發展水平和戶主文化程度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3個維度的認知均有顯著影響；是否當過村干部對其行為態度和感知行為控制均有顯著影響；此外，承包地質量對其行為態度有顯著影響，是否成立農村社會經濟組織和是否為農村社會經濟組織成員對其感知行為控制有顯著影響。（3）對低度兼業型農戶而言，是否當過村干部、承包地總面積和家庭老齡人口比例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3個維度的認知均有顯著影響；承包地破碎度對該類農戶的行為態度和感知行為控制均有顯著影響。此外，戶主年齡對農戶行為態度也有顯著影響。

　　（4）對高度兼業型和非農業型農戶而言，是否成立農村社會經濟組織和戶主文化程度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3個維度的認知均有顯著影響；承包地質量對高度兼業型和非農業型農戶行為態度有顯著影響。此外，承包地破碎度對高度兼業型農戶的行為態度、感知行為控制有顯著影響。

　　5.2政策建議

　　依據上述研究結論，為提高不同類型農戶對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認知，促進農戶積極參與并順利地推動農地整治權屬調整工作，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議：

　　（1）有針對性地加強農地整治權屬調整差別化入戶宣傳工作。在利用廣播、電視、網絡、宣傳標牌等渠道廣泛宣講農地整治權屬調整意義和重要性基礎上，鄉鎮政府及村集體還應針對不同類型農戶進行差別化的入戶宣傳。具體而言，針對戶主文化程度低的純農業型農戶、戶主年齡較大及老年人口比例較高的低度兼業農戶、戶主文化程度較高的高度兼業型和非農業型農戶，應有重點、有方向地宣傳農地整治權屬調整的意義，以此提升各類農戶的認知態度，消除其錯誤和片面認知。

　　（2）發揮各類農村社會經濟組織的作用。在農地整治權屬調整過程中，農村社會經濟組織（如農村合作社、耕地保護協會等）對純農戶、高度兼業型和非農業型農戶認知都有顯著影響，應充分發揮農村社會經濟組織的帶動作用：一方面，通過其自身的積極參與提高農戶主觀規范方面認知；另一方面，應發揮其權屬調整的利益協調作用，化解矛盾，從而降低農戶困難感知。

　　（3）加強權屬調整的相關培訓。鄉鎮政府應就權屬調整方案制定等技術性較強的工作開展專題培訓，引導村集體在制定權屬調整方案時綜合考慮農戶承包地質量、承包地破碎度、承包地總面積等因素，以打消農戶“肥地換瘦地”和各種復雜利益關系難以協調等多種顧慮，進而提升農戶的行為態度認知并降低其感知難度。

　　（4）充分發揮認知態度較高農戶的帶頭示范作用。純農業型農戶和低度兼業型農戶對農地的依賴程度最高，農地權屬調整對其生產經營的影響最大，是權屬調整的最主要參與者。擔任過村干部對這2類農戶的認知有顯著正向影響，戶主文化程度對純農業型農戶認知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戶主年齡對低度兼業型農戶認知態度有顯著負向影響，因此應充分發揮現任和擔任過村干部的農戶、戶主文化程度較高的純農業型農戶及戶主年齡較小的低度兼業型農戶的帶頭示范作用，以增強其他農戶所感受的外部環境壓力，從而提高其他農戶對權屬調整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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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文雄，劉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