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8年至2015年農用化肥施用量持續增長，2016年首次出現負增長，但化肥施用強度并未有實質性下降，單位耕地面積的化肥施用折純量仍然高達443.53kg·hm-2，極大超過了發達為防止化肥對環境造成危害所設置的225kg·hm-2的安全上限。本研究利用1994—2016年26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采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和計量經濟模型，科學剖析種植業結構調整，特別是蔬菜、水果面積增加同化肥施用強度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蔬菜、瓜果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增加是化肥施用強度高、化肥施用量增長的重要原因，此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農作物總面積對農用化肥施用量增加有顯著正向影響，化肥生產價格對化肥施用量有顯著負向影響。

　　關鍵詞：化肥施用量；種植業結構；蔬菜面積；瓜果面積

　　（本文統計未包含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臺灣省，下同）農用化肥施用折純總量從1978年的8.84×106t持續增長到2015年的6.02×107t，年均增長率達到4.87%。2016年，化肥施用量首次呈現負增長趨勢，總量為5.98×107t，然而，2016年單位耕地面積的化肥施用折純量仍然高達443.53kg·hm-2，單位播種面積化肥施用折純量為323kg·hm-2，極大超過了發達為防止化肥對環境造成危害所設置的225kg·hm-2的安全上限[1]。已有研究表明，全國多個地區、多種主要農作物的化肥施用量已經超過了經濟意義上的最優施用量[2-7]，其過量施肥程度達到50%[8]。長期過量施用化肥導致土壤酸化、板結、結構破壞、微生物的數量和活性降低、水體富營養化、水生生態系統失衡、農業面源污染日益嚴峻，深入分析研究化肥大量施用的原因，有效促進化肥減量施用已然成為一項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不論是技術方面還是經濟方面，大量研究均表明，農作物化肥利用效率低是化肥大量施用的主要原因[9-17]。部分學者利用Tobit模型、Probit模型、Logit模型、Heckman模型和一般線性模型等計量方法從微觀層面分析農戶施肥行為[18-33]，結果表明，生產廠家和銷售商為追求經濟利益，農資市場混亂、化肥銷售店指導能力弱、市場監管不力、農戶受教育水平低、農戶信息不完全、風險規避程度高等造成農戶過量施肥。僅有個別研究關注了種植業結構調整特別是蔬菜、水果面積增加對化肥大量施用的影響[34-38]。目前對于化肥過量施用研究多涉及三大糧食作物的化肥施用情況，較少涉及蔬菜、水果等經濟作物，實踐中由于種植業結構調整，蔬菜水果種植面積增加較快，同糧食作物相比，經濟作物的單位面積平均施肥量更大、施肥次數更多，對化肥用量增加貢獻更大。本研究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利用26個省1994—2016年的面板數據，采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和計量經濟模型，詳細對比分析宏觀的種植業結構調整政策對化肥施用量的影響，科學地回答種植業結構調整特別是蔬菜、水果面積增加同化肥大量施用之間的關系。

　　1.現狀分析

　　1.1主要農作物化肥用量

　　如表1所示，糧食作物、油料作物化肥用量較低，不超過420kg·hm-2，蔬菜、棉花、烤煙等作物化肥用量較高，為450~600kg·hm-2，而柑、蘋果、甘蔗等作物化肥用量最大，均超過825kg·hm-2，其中柑的化肥用量最高，達到1059.6kg·hm-2，是化肥用量最低的大豆（128.1kg·hm-2）的8.3倍。

　　1.2種植業結構調整現狀

　　我國種植業大宗農產品分為三大類：一是谷物類，二是經濟作物，三是蔬菜水果類。圖1是1978—2016年我國種植業結構變化情況（以糧、棉、油、糖、蔬菜、水果等主要農作物所占比重來表示）。

　　2材料與方法

　　2.1數據來源

　　基于數據可得性和統計口徑一致性，本文選取除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慶市、西藏自治區、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臺灣省之外，其他26個省份1994—2016年的數據。數據來源于歷年《統計年鑒》《省級統計年鑒》《農業統計資料》及統計局官網。需要說明的是，對于個別缺失數據，為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利用已有數據計算出該指標的年均增長率，推算出缺失年份該數值。

　　2.2變量選取

　　本研究將各省區農用化肥施用折純總量和單位面積化肥施用折純量作為被解釋變量，根據已有研究和觀察，將各省地區生產總值、化肥生產價格指數、農作物總面積、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棉花播種面積、油料播種面積、麻類播種面積、糖料播種面積、煙葉播種面積、蔬菜播種面積、藥材播種面積、瓜果面積、茶園面積、其他農作物播種面積作為影響農用化肥施用的解釋變量。其中，蔬菜、果園、茶園等面積都是本研究重點關注的農業種植結構因素。

　　3.結果與討論

　　3.1描述性分析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農用化肥施用折純量（被解釋變量），26個省23年中每年每個省份平均施肥量為1.83×106t，其中施肥量最大值為7.16×106t，最小值為6.10×104t，標準差達到1.27×106t，說明不同省份化肥施用量差別較大。蔬菜播種面積（解釋變量），26個省23年中每年每個省份平均蔬菜播種面積為6.14×105hm2，其中播種面積最大值為2.03×106hm2，最小值為1.01×104hm2，標準差高達4.60×105hm2，說明不同省份蔬菜播種面積差別巨大。

　　3.2回歸結果分析

　　表3為計量模型回歸結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中只考慮地區發展水平、化肥生產價格和農作物總面積對農作物化肥施用總量影響，模型（1）是基礎數據OLS回歸，模型（2）是雙對數回歸。為了科學定量測算出種植業結構調整對化肥施用量的影響，測算不同農作物播種面積擴大對化肥施用量的貢獻，將模型（3）和模型（4）中的解釋變量農作物總面積替換成了糧食、棉花、油料、麻類、糖料、煙葉、蔬菜、藥材、瓜果、茶葉、其他農作物等的面積，保留了地區發展水平、化肥生產價格兩個解釋變量，模型（3）和模型（4）分別是基礎數據、雙對數的可行廣義最小二乘回歸。

　　4結論與對策

　　4.1結論

　　我國種植業結構調整帶來的直接后果是以糧食為代表的作物播種面積在農作物總播種面積中占比不斷下降，同時，以蔬菜、水果為代表的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占比不斷增加，而蔬菜、水果種植面積增加導致單位面積化肥用量不斷增加。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化肥總施用量增加絕大部分貢獻，來自于種植業結構調整引起蔬菜、水果面積的大幅度增加。

　　4.2對策

　　農業是與自然資源最為緊密相關的產業，農業生產過程中包括化肥、農藥、農膜等物質投入必然會對外部資源環境產生直接影響。不同農作物需要不同的物質要素特別是農用化學要素投入，同糧、棉、油、糖等主要農作物相比，蔬菜、水果生產過程中需要更多的化肥投入，種植業結構調整特別是蔬菜、水果面積增大是導致化肥大量使用的主要原因，這必然會帶來潛在的環境風險。因此，農業部門出臺政策時，應充分考慮政策潛在環境風險，注重農業資源集約使用、環境污染有效控制和農業生態系統保護，形成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相統一的良性循環農業生產體系。

　　致謝：感謝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陸秋臻、劉莉對本研究所作的貢獻。

　　參考文獻：

　　[1]汪翔,張鋒.農業化肥投入現狀與地區差異性分析[J].江西農業學報,2011,23（12）：169-173.WANGXiang,ZHANGFeng.Analysisonpresentsituationandregion?aldisparityofagriculturalchemicalfertilizerinputinChina[J].ActaAgricultureJiangxi,2011,23（12）：169-173.

　　[2]莊鈉.引入環境成本的化肥最經濟投入量研究[D].南京：南京農業大學,2012.ZHUANGNa.Astudyonthebestinvestmentamountofchemicalfertil?izerintroducingtheenvironmentcost[D].Nanjing：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2012.

　　劉靜1，連煜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