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農業生產中農藥的超量施用已造成嚴重的負外部性，謀求農藥施用量的減少因此成為現代農業政策的內容之一。本文利用對江蘇省蔬菜種植戶的調查數據，通過建立damage-abatement生產函數及計量模型，分析了影響菜農農藥用量選擇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有1/4的菜農在施用農藥時會超過說明書規定用量，農藥對蔬菜潛在的產量影響、價格影響及農戶風險態度等造成農戶收益認知直接變動的市場收益保證類別因素，是影響農戶農藥用量選擇的主要因素，蔬菜售前農藥殘留檢測也可有效規范農戶農藥的施用行為，而簽訂銷售合同、參加合作社等市場組織模式以及宣傳指導、種植監管等政府介入措施，并沒有起到抑制菜農超量施用農藥的作用，簽訂銷售合同、參加合作社甚至對菜農的農藥用量具有正向激勵。另外，超量施用農藥菜農在政策訴求方面存在一定的逆向選擇，進一步增加了農藥施用治理的難度。

　　關鍵詞：農藥施用菜農市場激勵政府介入

　　一、引言

　　農藥的使用對于提高農產品產量，節約勞動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SoaresandPorto，2009），有研究表明，世界范圍內每公頃1%的農產品產量增加伴隨著每公頃1.8%的農藥用量增長（SchreinemachersandTipraqsa，2012）。但隨著農藥施用量的增長，其負外部性近年來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突出表現在過量農藥施用造成的食品安全風險及環境問題等方面，因此，世界許多紛紛出臺各種政策，激勵與約束農戶農藥施用行為，在保證農民福利的基礎上謀求農藥施用強度的下降，如法國在相關文件中提出了到2018年農藥用量減半的目標（Jacquetetal.，2011）。我國是農藥生產與使用大國，過量施用農藥的現象在農作物生產中普遍存在（米建偉、黃季焜等，2012），較普遍的認同為，我國單位面積化學農藥的平均用量比發達高2.5~5倍，每年遭受殘留農藥污染的作物面積超過10億畝，因此，對農藥使用的治理已經成為保證農產品質量安全、防止環境污染、提高農戶健康福利的重要內容，特別是近年來“海南豆角”、“中藥農殘”等一系列農藥殘留事件的曝光，進一步促使我國政府加大對農藥施用的治理力度，在此背景下，農業部于2011年提出了“十二五”期末化學農藥用量減少20%的治理目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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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論分析

　　農藥作為現代農業生產的投入要素之一不同于一般的生產性要素，其并不能增加農產品的潛在產量，而是通過對影響潛在生產產量因素如雜草、害蟲等破壞因素的抑制從而對最終農產品產量產生影響。Hall和Norgaard（1973）以及Talpaz和Bo?rosh（1974）最早將此類投入要素（damageabate?ment）引入生產函數中，并提出damage-abatement生產函數的概念，此后，Fox和Weersink（1995）等又對前期damage-abatement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進行了總結、對比與說明。

　　三、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所使用數據來自上海交通大學農村經濟研究所于2012年10月份所組織的調查，調查主要面向蔬菜（含少量水果）種植農戶。為了確保調查數據的準確性，調查前對調查員進行了專題培訓，并建立相應的考核與激勵機制。調查共計回收問卷800余份，但由于個別樣本收入等敏感數據存在少量缺失，并且去除部分農戶蔬菜種植用于自給食用而沒有出售的樣本，共計獲得有效問卷643份。從樣本區域分布來看，由于調查主要面向江蘇省，因此江蘇省樣本占到總樣本量的94.71%，為609份，另有34份樣本來自與江蘇毗鄰的安徽省（23份）和山東省（11份）。在江蘇省樣本中，蘇北地區樣本量最大，為351份，占江蘇省樣本量的57.64%，蘇中地區樣本量為127份，占江蘇省樣本量的20.85%，蘇南地區為131份，占江蘇省樣本量的21.51%④。

　　四、實證分析

　　（一）對農藥作用的檢驗

　　研究中，通常假設投入要素以C-D生產函數的形式對農產品的產出產生影響，在引入農藥要素后，生產函數形式可以表述為：（13）而在實際估計過程中，常將（13）式轉化為對數形式（LichtenbergandZilberman，1986），即：（14）農產品生產投入要素通常包括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產出往往以實際產量來衡量。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驗證農藥投入對產出影響的正作用，加之微觀蔬菜種植資本投入及勞動力投入難以準確衡量，在此僅以土地面積作為基本投入要素，產量則以蔬菜產值代替，其他投入要素均進入常數項。具體計量模型中，因變量為種菜收入（income），自變量主要包括菜地面積（land）、農藥支出（expend）以及控制變量收入來源（job）、種菜年限（year）、大棚種植（greenhouse）、售前合同（contract）、合作社（cooperation）、宣傳指導（train）、售前檢測（check_be）、種植監管（supervise）等。回歸方法主要采用了簡單的OLS回歸，結果見表4，其中（1）欄中自變量僅包括土地面積和農藥支出兩個基本投入要素，可以看出，農藥支出與菜地面積均對蔬菜產值有正影響，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2）欄為加入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農藥支付對蔬菜產值的影響依然為正且顯著，并且，大棚種植對蔬菜產值的增加具有促進作用，與預期相符，但種植年限卻表現出負影響，盡管影響程度非常弱，說明蔬菜種植的經驗并不能給菜農收入帶來更多的溢出，另外宣傳指導的系數為正但不顯著，說明宣傳指導對菜農收益有一定的積極作用。鑒于不同種植規模菜農對種植訴求存在一定差異這一假設，（3）欄為對種植面積大于1畝子樣本（有一定規模的菜農）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農藥花費依然對菜農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彈性，并且，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以其他收入來源為主的菜農，收入要低于以種地為主的農戶，可能原因或許由于以種地收入為主的菜農會投入更多的精力在蔬菜種植上，因此會對收益產生正影響，另外，大棚種植的收益相對非大棚種植農戶來說依然較高，而且，參加合作社對菜農收益也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與預期相符。總體來看，在不同的回歸中農藥投入對蔬菜種植收入的彈性均顯著為正，說明農藥的使用可以有效提高蔬菜種植的收益，檢驗了damage-abatement生產函數設定的正確性。

　　（二）對菜農農藥用量選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對菜農農藥用量狀況的度量，調查中主要涉及農藥支出、農藥施用次數與農藥施用是否按說明書規定標準用量3個指標，因為樣本涉及不同蔬菜品種，而每種蔬菜對農藥的施用要求又存在很大的差異，在沒有控制品種的條件下，農藥支出及施用次數并不能成為衡量菜農農藥用量選擇是否規范的合理指標。因此，本文選擇以是否按說明書規定標準用量來衡量菜農的農藥用量選擇行為。

　　王常偉顧海英

　　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選擇邏輯及其影響因素

　　摘要農業生產者不規范的農藥施用行為是制約農產品安全的重要因素，也是衍生食品安全風險的根源。為深入探究農業生產者農產品生產過程中農藥施用行為選擇邏輯，文章以山東、河南、黑龍江、江蘇、浙江等五個典型農業生產省份986個農業生產者的實地調研數據為例，在對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的個體特征、種植特征、認知特征、行為態度及政府政策實施情況進行梳理的基礎上，運用二元Logistic模型，剖析了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選擇邏輯及其影響因素。統計結果顯示，近九成農業生產者施用低毒高效農藥，超過九成農業生產者認為不合理施用農藥會給其收益帶來風險。實證分析結果也進一步證實，農產品的主要生產用途與農業生產者對農藥施用安全間隔期的認知分別是影響農業生產者是否按劑量施用農藥、是否按安全間隔期施用農藥的最主要因素。對農藥不合理施用的風險感知、對農藥殘留的認知、務農年限、參加技術培訓的態度、年齡、政府的宣傳教育，農業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家庭人口數、種植面積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對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產生影響。基于研究結果，文章提出建立激勵機制以提高農業生產者學習規范施用農藥的主動性與積極性、普及規范施用農藥知識以構建具有區域特色的宣傳教育體系、實行差異化補貼政策以減少農業生產者因過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投機行為、嚴厲打擊農藥以假亂真現象、加強對農業生產者、農藥生產商及銷售商的監督管理以規范農藥市場等政策建議。

　　關鍵詞農產品安全;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

　　農產品安全生產是食品安全的重要源頭，也是確保食品安全的根本［1］，其中農藥施用是關系農產品安全生產的關鍵環節［2］。農藥作為現代農業發展不可缺少的生產要素，其合理施用是提高糧食產量，減少人力投入，提高生產效率的重要保障。然而，農藥毒性較強，不規范施用農藥極易導致土壤板結，農藥殘留過高，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構成巨大威脅。部分農業生產者為追求市場效益，違反農藥施用的有關規定，擅自加大農藥施用量，縮短農藥施用間隔期［3］，甚至施用禁止的劇毒農藥，致使農產品農藥殘留嚴重超標，農藥中毒事件時有發生［4］，引發廣大消費者的心理恐慌。這一局面與政府監管薄弱和農業生產者的個體特征、認知水平、種植特征及行為態度密切相關。因此，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分析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為切入點，研究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的內在邏輯，剖析影響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的關鍵因素，探索規范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的科學路徑與政策保障機制，推進農產品安全生產進程。

　　1文獻梳理與評述

　　1．1影響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的個體特征

　　農業生產者的個體特征主要包括性別、年齡、所在家庭人口數、受教育程度及務農年限等要素。有研究表明，相關個體特征因素對不同階段的施藥行為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一般認為，農業生產者的性別差異影響其對農藥施用行為［5］，其中，男性農藥施用行為較女性更加規范［6］。有研究發現，年齡因素是區分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量、施用頻率高低的重要因素［7］，農業生產者年齡越大，越傾向于施用高毒農藥，年齡較小，越傾向于施用生物農藥、無公害農藥［8］。另外，農業生產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選擇低濃度或標準濃度配藥的概率越大，因此提高受教育程度能夠從源頭上減少農藥配比過大等問題［9］。當然，也有研究發現，農業生產者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數、種地人口數等因素對不同階段的施藥行為有不同程度的影響［10］。此外，務農經驗越豐富的農業生產者，對其個人經驗的依賴性越強，基于過往的用藥習慣，過量施用農藥的傾向性越大［11］。

　　1．2影響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的種植特征

　　影響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的種植特征主要包括農業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農產品的主要生產用途、種植面積、農藥支出占總收入的比例和勞動力投入成本等方面。研究發現農業生產者家庭的經濟狀況對是否采用農藥新技術有一定的影響［12］，一些農業生產者出于自身經濟利益的考量，他們會根據自身條件和周圍環境進行農藥施用行為選擇［13］。農產品的商品化程度對農業生產者決定是否采用綠色農藥也有一定的影響，商品化程度越強，農藥施用量越大，而以滿足自身食用需要為生產目的農業生產者則更關注農藥殘留問題［14］。而農藥施用行為不僅受生產用途的影響，還受種植面積的影響，農業生產者種植面積越大，其承受的預期農業收入風險與生態環境風險越小。因此適度增加農業生產者的種植規模已成為促進農業生產者增收、規范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的有效方式［15］。

　　2方法選擇與模型構建

　　文章對變量之間關系進行回歸分析的目的在于清晰的了解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影響機理，當因變量是定性變量時，可以采用的模型有:Probit模型，Heckman模型，Tobit模型。當數據不符合常態分布時，可以采用Logit模型進行分析，本文主要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

　　3數據來源與特征描述

　　3．1數據來源

　　本文以農產品安全為基礎，以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選擇為切入點，基于調查問卷的形式，采用分層設計與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法，由江南大學食品安全研究基地于2013年2－3月組織在校大學生，利用寒假期間進行了相關實地調查，以此獲得調查數據。本次調查涉及以小麥為代表性農作物的河南、以蔬菜為代表性農作物的山東、以水稻為代表性農作物的江蘇、以油菜為代表性農作物的浙江和以大豆為代表性農作物的黑龍江等五個典型農業生產省份的100個行政村的986個農業生產者。并針對性選取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選擇相關變量作為分析的數據來源，用以研究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選擇的內在機理及相關變量對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的影響效果。

　　3．2相關數據的統計性描述

　　3．2．1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的范圍與類型

　　(1)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范圍。現代農業生產者的農產品種植多依賴于農藥及現代化機械設備來提高效率，在農業生產者施用農藥的可能性調查中，95．0%的農業生產者表示施用過農藥，這足以說明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范圍之廣。

　　(2)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類型。在“農業生產者施用農藥類型”的調查中，8．7%的受訪者在農產品生產經營過程中主要施用高毒高效的農藥;低毒高效的占86．6%，低毒低效的占1．6%，另外有3．1%的受訪者主要施用高毒低效的農藥。數據表明，農業生產者在選擇農藥類型時，大部分選擇低毒農藥，有一定的安全意識。但是農業生產者更看重的是高效農藥，低毒高效與高毒高效所占的比例均高于其他。由此可以分析，農業生產者在考慮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施用高毒農藥的可能性較高。

　　3．2．2農業生產者對農藥施用的相關認知

　　(1)對農藥殘留的認知。在所調查的樣本中，9．0%的受訪者對農藥殘留根本不了解，其余91．0%的受訪者對農藥殘留有不同程度的了解。數據說明大多農業生產者對農藥殘留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但缺乏全面的了解。在“您認為大量施用農藥會造成農藥殘留”的調查中，53．7%的農業生產者認為經常或大量施用化學農藥應該會造成農作物農藥殘留，所占比例最大;其次認為肯定會造成農作物農藥殘留的比例為22．2%。應該不會和不清楚的比例分別為6．3%和17．3%，肯定不會的比例最小，僅為0.5%。

　　(2)對農藥施用安全間隔期的認知。數據顯示，農業生產者對于農藥安全間隔期的了解較差，完全不了解和基本不了解占10．1%和11．0%，相對于農藥殘留的了解較少，導致在農藥施用過程中沒有節制，人為縮短農藥施用安全間隔期。在調查“農業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對安全間隔期的考慮程度”中，24．3%的受訪者表示總是會在實際生產過程中考慮到農藥施用安全間隔期，39．0%的受訪者表示經常會考慮，19．8%的受訪者表示偶爾會考慮，11.2%的受訪者表示很少考慮，只有5．7%的受訪者表示完全不會考慮。以上數據可以說明，在了解農藥的安全間隔期的前提下，絕大多數農業生產者會在實際的生產過程中考慮到農藥間隔期，而且總是會考慮和經常考慮的比例較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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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華1，2，3馬玉婷1，3劉茁1，3山麗杰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