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業生產者的生產行為偏差和操作不當是引發農產品安全風險的最直接原因，規范農業生產者的農藥施用行為是防范農產品安全風險、實現農產品安全生產的最基本手段之一。為探究農業生產者在農產品生產中的行為邏輯，基于河南、山東、江蘇、浙江、黑龍江等五個典型農業生產省份100個行政村986個樣本農業生產者的調查數據，實證分析了影響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的因素，并對其中的關鍵因素進行有效識別。研究發現，農業生產者的農藥施用行為主要受知識能力水平、心理認知水平、外部環境條件和經濟條件水平等因素的影響較大。文章提出：政府應定期為農業生產者提供相應的農藥施用知識與技能培訓，提高其對農產品安全風險的認知，增強安全生產意識，減少農藥施用過程中的隨意性，從而推進農產品安全生產進程。

　　關鍵詞：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農產品安全；影響因素

　　1問題提出

　　農業生產者在農藥施用過程中的行為偏差和操作不當是引發農產品安全風險的最直接原因[1]。特別是部分農業生產者出于經濟利益的考量不按照規范施用農藥，擅自加大農藥施用量和施用頻率以及縮短間隔期，或為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而傾向于使用劇毒農藥[2]，如農藥的超劑量、間隔期短等施用行為，導致過量的農藥通過揮發等方式進入到土壤、河流、大氣中，造成面源污染。進入河流、大氣中的農藥對水質、空氣造成直接影響，進而對人體健康造成隱形危害。此外，農戶種植過程中大量施用催熟劑、生長劑等農藥，成為農產品安全的內在危機，人體食用后會引起一系列的疾病，2013年數據顯示激素類農藥導致的食源性疾病達到30％~40％。這些不規范的農藥施用行為邏輯導致農產品安全生產風險不斷發生。實際上，農產品安全生產的現實威脅主要來自農業生產者不規范的農藥施用行為而導致的農藥殘留。在我國，農藥殘留問題普遍存在，特別是在瓜果、蔬菜和茶葉等農產品中較為突出。相關研究證實，農田噴灑農藥后，一般只有10％～20％是吸附或粘著在農作物莖、葉和果實表面，而有40％～60％農藥降落在地面上污染土壤，而土壤中的農藥又通過植物的根系吸收轉移到植物組織內部和果實中，對果實品質造成影響[3]。據歐盟委員會統計表明，在歐洲，在人食用的水果、蔬菜、谷物等食物中，1/3含有殺蟲劑，其中1/20的農作物殺蟲劑含量超標[4]。在美國，有34個州的地下水源被39種農藥殘留污染，10％的公共供水系統中均發現了農藥殘留[5]。在巴西，有關組織于2007年在全國范圍內采集各種農產品進行檢測，結果顯示有1/6的被檢樣本農殘超標[6]。

　　2影響農產品安全的農業生產者行為因素研究

　　2.1心理認知因素

　　大量研究顯示，因認知偏差而導致的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對農產品質量具有較強的負面影響[14]。農業生產者對農藥殘留認知越廣泛、越深入，其在施用農藥時越傾向于考慮農藥施用的安全間隔期[13]46。張云華、馬九杰等[15]41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在施用農藥的農業生產者中有近一半的農業生產者仍然使用高毒農藥，其對高毒性化學農藥對農產品質量和環境的負面影響認知度較低。楊萬江等[16]通過對長三角地區數家無公害農產品和常規農產品生產企業的調查與經濟效益分析發現，農業生產者對農藥殘留的認知水平相對較高，安全間隔期的選擇行為相對科學，農藥毒性的自然揮發相對也較為充分。同樣，關俊霞等[17]通過對貴州、安徽、江蘇和湖北稻農的研究發現，這些地區的農業生產者對農藥殘留認知水平較高，其中有78％的江蘇和貴州受訪農業生產者認識到農藥的大量施用將降低農產品品質，有85％的湖北受訪農業生產者還認為農藥殘留會導致土壤板結。但郝利等[18]的調研結果則相反，通過對山東、黑龍江、江蘇等六個省份的研究，發現大多數農業生產者并不了解高毒高殘留農藥、農藥使用量和農藥間隔期都是影響農產品質量的重要因素。

　　2.2知識能力因素

　　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受其知識能力水平的影響。Michael等認為，農業生產者的性別差異影響其對農用化學品的施用行為[20]。同樣，國內學者周峰等研究認為，農業生產者的性別對農業生產者無公害農產品生產中道德風險行為的影響顯著，女性比男性更規避風險，更傾向于采用安全的生產行為[21]。還有研究發現，年齡因素是區分農業生產者的施藥劑量、施藥頻率高低以及是否易中毒群體的重要因素[22]，年齡較大的農業生產者更傾向于施用高毒農藥[23]，而年齡較小的農業生產者更傾向于生物農藥、無公害農藥[24]。Sule等通過研究土耳其農業生產者的農藥施用行為及其群體特征發現，年齡和受教育年限會顯著影響個人或群體的農藥施用行為[25]。Abhilash等在印度的調查研究發現，由于農業生產者教育水平有限，導致其自身對農藥的認知水平不高，時常出現過度施用農藥的現象[26]。吳林海等通過對江蘇省三個典型地區的調查發現，分散農業生產者的施藥行為除了受教育年限影響外，是否參加政府培訓和農業生產者家庭總收入等因素也顯著地影響其在農藥施用各階段的行為[13]35。顧俊等[27]、陸彩明[28]研究發現家庭勞動力的數量對規范農藥施用行為的正面作用并不顯著，而農業生產者家庭種植規模與規范農藥施用行為呈正相關[15]48。黃祖輝等[29]39的調查統計結果發現家庭人口數、農業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對農業生產者采取安全農藥行為影響顯著。

　　理論基礎與方法選擇

　　3.1理論基礎

　　研究生產者行為選擇、行為意愿等問題，最直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選擇與農產品安全王建華等JournalofPublicManagement119接的理論始終離不開理性假設理論。美國經濟學家Schultz認為“全世界的農業生產者都在和成本、利潤打交道，他們時刻計算著個人收益”。國內學者彭文平[44]、胡敏華[45]等也持有相同的觀點，認為農業生產者生產行為選擇是理性的。基于理性假設，農業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出于利己行為動機的驅動，從而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損失最小化[46]，其在不確定環境下做出的行為決策是基于期望效用的大小，具體的函數表達式為：U=u(ni=1Σpiwi)=ni=1Σpiu(wi)（1）其中，U表示農業生產者行為決策的期望效用，u表示效用，Pi表示農業生產者各種可能的行為決策所出現的概率，也即代表權重，Wi為各種可能的行為決策所帶來的財富值。

　　3.2方法選擇

　　農業生產者的行為決策受不可直接觀測的變量即潛變量的影響。在以往研究中，很多學者運用Logit模型對農業生產者的行為決策進行了測量，如周潔紅[19]32利用標準的Logit模型對農戶蔬菜質量安全控制行為進行了研究分析，趙建欣[49]基于二元Logit模型測量了農業生產者安全農產品生產決策影響因素等，而這類Logit模型的研究分析僅僅適用于對單個潛變量進行測量，而不能對多個潛變量進行分析。在本研究中，如果作為決策者的農業生產者的行為選擇取決于多個潛變量，則適合用S－logit（StereotypeLogit，以下簡稱S－logit）模型，在本研究中，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方式的行為決策取決于知識能力水平、心理認知水平、外部環境條件及經濟條件水平等潛變量。S－logit模型最早由Anderson于1984年提出，是多項選擇模型和有序模型的折衷形式，多項選擇模型中被解釋變量的各個類別沒有排序關系，而在有序選擇模型中被解釋變量的各個類別存在排序關系。在研究農業生產者農藥施用行為選擇過程中，農業生產者的行為選擇對各類排序沒有明確的界定。這種模型與標準的Logit模型相比較，可以有效克服隨機口味變化、IIA特性等方面的問題，同時也不像Probit模型限制于所有效用可觀測部分服從正態分布的假設，具有較高的靈活性。本研究運用S－logit模型來測量農業生產者的行為選擇，并提出以下兩個假設條件：（1）農業生產者對農藥施用行為選擇是有感覺和感知的；（2）農業生產者可以自由完整地做出自己的判斷。

　　參考文獻：［1］VANASSELTED，MEUWISSENMPM．SelectionofCriticalFactorsforIdentifyingEmergingFoodSafetyRisksinDynamicFoodProductionChains［J］．FoodControl，2010（21）：919－124926

　　2］DASGUPTAS，LAPLANTEB，MEISNERC，WHEELERD，YANJP．TheImpactofSeaLevelRiseonDevelopingCountries：AComparativeStudy［J］．ClimaticChange，2009，93（3－4）：379－388．

　　［3］楊小兵．農藥污染與食品安全控制［J］．預防醫學情報雜志，2003（1）：21．

　　［4］楊麗，劉文，劉俊華．農藥殘留評價及限量標準研究［J］．世界標準化與質量管理，2002（10）：40．

　　作者王建華a,b，馬玉婷b，李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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