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國外學者的研究表明，農業補貼產生“溢出效應”對農戶非農勞動供給、非農行業、城市發展、居民消費和健康、生態環境、社會福利、世界市場農產品價格、其他國家的福利產生多方面的影響。文章梳理后發現，農業補貼是一把雙刃劍，啟示我們需要加強對其“溢出效應”的研究，在設計我國補貼改革路徑時必須在多維視角下通盤考慮、權衡利弊、審慎行事。

　　關鍵詞：農業補貼溢出效應社會福利研究進展

　　新世紀以來，我國實施了農產品最低收購價、臨時收儲、“四項補貼”、產糧大縣獎勵政策等多項政策.形成了名目繁多、范圍寬泛的農業補貼體系;同時，補貼規模持續擴大，這標志著我國實現了農業政策的轉型。當前，各界對我國農業補貼改革并沒形成統一認識。穩定和提高農業生產水平及增加農民收入是設計和實施農業補貼的主要目的。盡管決策者的初衷并不是要影響非農行業、城市發展、居民消費和健康、生態環境、整體社會福利和其他國家，然而，由于經濟變量間的內在聯系，補貼對這些方面造成重要影響。補貼 “溢出效應”由此產生。本文嘗試對國內學者很少關注的補貼“溢出效應”的國外研究進行綜述，以期對我國有所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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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補貼對非農行業和城市的影響

　　1.對農戶非農勞動供給的影響有關補貼對農戶(農民)非農勞動供給影響的各項研究的結論并不一致。一個人將時間在農業生產、非農工作和閑暇間進行配置.當耗費在三項活動上時間的邊際價值相等時，配置達最優：掛鉤補貼更像是農業工資率的上升，而脫鉤補貼則更像是得到非勞動收入(Aheam等，2006)。因此，為了保持這種相等，掛鉤補貼應增加農業勞動供給;而由收入效應支配，補貼傾向于使農民享受更多閑暇。因而，可預期農業經營者及配偶的非農勞動供給隨補貼增加而下降。許多研究表明這種負向效應確實存在。Ahe枷等(2006) 對1996年美國脫鉤化改革影響的考察證明脫鉤和掛鉤補貼都對農業經營者參與非農勞動產生負向影響。 Meng(2012)的研究表明，中國糧食補貼項目降低了農民參與外出務工的可能性。與上述結論不同，Kev 等(2006)的研究表明，美國聯邦農作物保險補貼的增加分別降低和增加了較大和較小規模農業經營者的非農勞動供給。Pandit等(2013)發現，參數估計下直接和間接支付對農業經營者參與非農勞動供給概率的邊際效應為負，而且統計顯著，而半參數估計下不再顯著，但模型設定檢驗顯示半參數估計更優.從而否定了負向論。

　　2.對非農行業整體發展的影響補貼對農業相關行業和服務業帶來正面影響.對制造業造成負面影響，對能源行業的影響則比較復雜。Miguel和Manresa(2008)對取消補貼的影響進行模擬分析，發現各行業的生產水平普遍下降。與農業聯系更緊密的行業和商品受影響程度最大。Kilkennv (1993)的結論是：補貼使與農業相關的行業由于成本下降和需求上升而受益;使農村服務業受益;但是，補貼通過提高農村的生產要素成本妨礙了包括制造業在內的農村非農經濟發展。伊朗用補貼填補了糧食生產和消費中人為的生產者高價和消費者低價間的差別，Salarpour和Ali.jani(2014)分別評估了伊朗補貼削減25%、50%、100%的影響，結果均顯示石油和礦物部門的生產和就業水平沒有顯著變化，服務業的生產、就業、出口水平均有所降低。Razack等(2009)的研究表明，印度農業生產補貼提高了農業生產水平，這引起雇傭增加，從而帶來更高收入，進而使制造業產品需求增加;同時，制造業生產水平下降;供求變化導致制造業產品價格上升。Devadoss和Bayham (2010)的研究表明，削減美國農作物補貼對原料市場的影響是生產萎縮和價格上升，這種價格上升會使生物質能源的生產成本和價格上升，引起汽油對生物質能源的替代;使第一代生物質能源競爭力下降，對高級生物質能源生產起到刺激作用。

　　二、補貼對消費、健康和生態環境的影響

　　1.消費和健康效應補貼可通過兩條路徑對消費造成影響。第一，補貼構成了農戶的一項收入來源，而收入的增加會使農戶增加消費。Mary(2013)的模擬顯示，不管存不存在信貸約束，單一農場支付和反周期支付都引起農戶消費的增加。但是，各類補貼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可能并不相同。Whitaker(2009)的研究表明，相較于與市場條件緊密相關而具有不穩定性的補貼，與農業生產決策脫鉤的補貼對農戶消費的邊際影響更大。第二，補貼提高農產品供給水平并對農產品價格產生向下的壓力。在農產品是食品主要原料的情況下，繼而使食品價格降低，從而增加食品消費量。通過第二條路徑.會使人體卡路里攝人量和肥胖率提高。從上述路徑可看出，可通過否定補貼降低農產品或食品價格、否定農產品價格下降顯著降低食品價格、直接否定補貼對卡路里攝入量的增加效應等來推翻補貼使肥胖率上升的結論。 spittler等(2011)指出，玉米補貼改變了美國食品行業.相比水果和蔬菜這種更健康的食品，快餐食品、紅肉、碳酸飲料和其他富含脂肪的產品變得更容易負擔得起。但是，Alston等(2008)研究后發現，美國農業政策對農產品的價格影響較小，對造成肥胖的食品的價格影響更小，即使完全取消現有補貼，也不會對肥胖率有顯著影響。而Rickard等(2012)則認為，農產品便宜并非因為補貼，而主要受技術進步影響;一般補貼對美國農產品的價格和產量產生相對小的影響;在花在農產品上的金額只構成零售食品成本相對較小份額的情況下。補貼對食品市場的影響甚至更小。

　　2.生態環境效應一些研究表明，補貼惡化了生態環境。Gottschalk 等(2007)的研究顯示，在cAP直接收入支持和與生產水平掛鉤的補貼兩種情形下，盡管一些區域鳥類和一種甲蟲的種群變得更加豐富，但因補貼而遭受種群豐富性損失的區域更多。這說明，補貼總體上會對生物多樣性造成負面影響。證明補貼可改善生態環境的研究一樣存在。農業投入補貼分別通過替代效應、收入效應和價格效應對農民配置到森林采伐上的勞動時間產生影響.由于三種效應的符號并不一致，補貼增加還是減小采伐森林激勵需通過實證研究回答：而補貼對配置到林產品銷售上的勞動時間的影響與此相似(Fisher和shively，2007)。Fisher和 shivelv(2007)和chibwana等(2012)考察了馬拉維農業投入補貼對森林的影響，結果均表明沒有證據顯示補貼誘導農民清除森林以作農業擴張之用;甚至于，由于補貼使得農戶將勞動配置到農業生產上相對更有價值，補貼可能對森林環境改善有一定作用。另外， skevas等(2012)的研究表明，對低毒殺蟲劑產品的補貼幾乎不會影響高毒產品的使用，但對環境友好型產品的研發活動進行補貼能使殺蟲劑的環境影響減少相當程度。

　　三、補貼的社會福利效應

　　1.整體福利效應農業補貼是對市場的一種干預，容易扭曲生產和投入決策，從而造成社會福利的凈損失。Tokarick (2005)指出，大多數情況下，移除0EcD國家的農業支持會通過將資源重新配置到更具效率的用途上，增加這些國家的福利水平。Skaggs和Falk(1998)的分析表明.在排除外部性的情況下，美國飼料補貼給全國帶來的凈社會福利效應為負。不過，補貼造成福利損失的結論會因為特定情況而改變。完全就業勞動市場條件下農業生產補貼會降低福利，但對存在失業的哈里斯一托達羅二元經濟而言，補貼是一種增進福利的政策(Razaek等，2009)。

　　2.各類補貼福利效應的比較各國往往同時實施多種農業支持政策.從福利角度比較各種政策的優劣很有必要。國外學者對以下幾種補貼政策轉變的福利結果進行了比較。第一，用脫鉤支持替代差額支付。理論分析表明，當用前者替代后者時，農民會降低農產品產量至社會最優水平，因而福利會增加。但是，有時在農產品和食品行業存在市場勢力，而大多數政策模型仍以完全競爭為假定。 Russo(2007)證明。源于買方或賣方寡頭壟斷的中間商市場勢力的存在.可能會減少或消除這種福利改進。第二，從補貼水稻和小麥到粗糧。Dutta和Ramasw鋤i (2004)的實證分析表明，即使福利函數給予窮人消費更高權重，而補貼從水稻和小麥到粗糧的改變也僅只會提高印度一個邦的社會福利。第三，CAP第一支柱向第二支柱的轉移。Hyytia(2014)的研究表明，削減補貼并且將削減額等量移用到地區投資上，將導致芬蘭兩個地區的GDP和就業增加。然而，正效應傾向于在城市累積;而cAP補貼從傳統農業到農場多樣化經營的轉移對兩個地區的GDP產生不同影響。

　　四、結論及對我國的啟示

　　1.結論由本文可看出，農業補貼是一把雙刃劍。從總體傾向看，補貼可刺激農產品產量增加，從而有利于維護糧食安全，也是增加農民收入、降低貧困率的有力政策工具;對農產品加工業等行業的發展帶來正面影響;農產品凈進口國因補貼而獲益。但是，補貼，即使是脫鉤補貼，往往扭曲投入和生產決策，給制造業、社會福利、農產品凈出口國造成負面影響，甚至于有關研究不能完全否定補貼與肥胖流行的關聯。同時，若國家財力有限，大規模農業補貼可能造成沉重財政負擔并相應減少財政對其他方面的必要開支。

　　2.對我國的啟示

　　第一，我國需加強對補貼“溢出效應”的研究。從已有文獻看.過去我國學者對補貼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效應的關注和研究已非常多，相反，對補貼各種“溢出效應”的研究還非常少。甚至在一些方面還完全空白。為此，國內學者應積極在這方面加強研究、填補空白.使我國補貼的影響得到更全面反應，以供決策者參考。

　　第二，在設計我國補貼改革路徑時必須在多維視角下通盤考慮、權衡利弊、審慎行事。過去我國政策制定者和學者在考察農業補貼改革路徑時往往局限于增產或增收的狹隘視角，未能更充分、更全面地考慮補貼對非農行業、城市發展、居民消費和健康、生態環境、社會福利的影響。為彌補這一缺陷，需要我們設計補貼時在多維視角下通盤考慮。例如，當政策制定者企圖通過使補貼以糧食實際種植面積、產量或交售的商品糧數量為依據來決定發放額度進行掛鉤化改革時，固然能夠對糧食生產產生刺激作用，有利于緩解當前我國日益嚴峻的糧食安全形勢。但這種改革會對社會福利等帶來負面影響。因此，我國在推行補貼制度改革時需要根據自身的實際狀況權衡利弊，謹慎地作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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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彭炎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