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環境犯罪中設置和適用罰金刑，既可以通過財產贖罪來實現對遭受污染環境的有效修復，也可以剝奪犯罪分子在環境犯罪中的財產收益，從而實現對環境犯罪的有效威懾與預防?‍‌‍?‍‌‍‌‍?‍?‍‌‍?‍‌‍?‍?‍‌‍?‍‌??‍?‍?‍‌‍?‍?‍?‍‌‍‌‍‌‍‌‍?‍‌‍?‍???‍?‍?‍?‍?‍?‍?‍‌‍?‍‌‍?‍‌‍‌‍‌‍?。在我國東北三省司法實踐中，污染環境罪罰金刑適用方式存在“并處為主、單處極少”的現象?‍‌‍?‍‌‍‌‍?‍?‍‌‍?‍‌‍?‍?‍‌‍?‍‌??‍?‍?‍‌‍?‍?‍?‍‌‍‌‍‌‍‌‍?‍‌‍?‍???‍?‍?‍?‍?‍?‍?‍‌‍?‍‌‍?‍‌‍‌‍‌‍?。污染環境罪中罰金刑的廣泛并處，可能會阻礙罰金刑適用目的有效實現，影響其實際執行率，降低對環境犯罪的治理力度。環境犯罪中罰金刑適用也存在數額整體偏低、結構失衡的問題。這既包括罰金刑適用的內部結構性失衡，也包括外部結構性失衡。污染環境罪中罰金刑的內部結構性失衡主要體現為犯罪與刑罰、刑罰與刑罰之間的失衡；外部結構性失衡主要體現為罰金數額與被告人因環境犯罪所獲利益、造成損失、行政罰款等數額相比存在比例失衡。因此，有必要優化罰金刑適用方式，實現環境犯罪治理的寬嚴相濟；提高罰金刑適用數額，實現環境犯罪治理協調化；建立罰金刑易科制度，增強環境犯罪治理的權威性。

　　［關鍵詞］污染環境罪；罰金刑；單處罰金

　　環境犯罪多是犯罪人罔顧環境保護、追逐經濟利益的產物，因此，罰金刑就成為治理環境犯罪的重要途徑。我國《刑法修正案（八）》對環境犯罪作出重大修改，將“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變更為“污染環境罪”，降低了入罪門檻，擴充了打擊范圍，實現了人本主義向環境本位的轉變。［1］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在2013年和2016年兩次出臺《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環境犯罪的有關法律適用問題予以解釋和細化。而污染環境罪中罰金刑則未作任何變動，這表明立法者希望延續罰金刑在治理環境犯罪中的功能。環境犯罪本身具有逐利性的特點，犯罪分子通常會在環境犯罪中直接獲得利益或者降低生產經營成本，這就決定了需要從環境犯罪源頭出發、考慮環境犯罪的內在特征對其予以治理，因此，財產刑就成為懲治、預防污染環境犯罪的重要刑罰措施。罰金刑作為典型的財產刑，一方面可以財產贖罪來實現對遭受污染環境的有效修復，另一方面則剝奪犯罪分子在環境犯罪中的財產收益，從而實現對環境犯罪的有效威懾與預防。污染環境罪中罰金刑的運行呈現何種圖景、存在哪些推動或阻礙因素，需通過調查掌握其實然狀況。筆者以“污染環境罪”為關鍵詞，將審理法院限定為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案件類型限定為“刑事”在中國裁判文書網（www.wenshu.court.gov.cn）進行檢索，獲得裁判文書共計230份。通過人工方式逐一閱讀后，剔除其中的減刑假釋刑事裁定書、準予撤訴刑事裁定文書以及相同案例合并之后，共獲得作為有效分析樣本的刑事裁判文書209份（其中吉林省8份、黑龍江省16份、遼寧省185份案例），對污染環境罪罰金刑適用展開實證分析。

　　一、適用方式：并處為主，單處極少

　　我國《刑法》第338條對污染環境罪分兩個罪刑階段規定了罰金適用的不同方式：1.嚴重污染環境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在這一罪刑階段法院應選擇對被告人并處或者單處罰金。2.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這一罪刑階段則只能并處罰金。單位犯污染環境罪的，對單位只能單處罰金，同時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按照《刑法》第338條予以處罰。

　　從209例污染環境罪案件來看，共有367個被追訴主體，其中自然人352人，約占95.9%，而單位被告僅為15個，僅占4.1%。單位犯罪比例很低，從實體層面來看，這與我國《刑法》對單位犯罪的立法界定不無關系；［2］從程序層面來看，主要源于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在追訴環境犯罪中會不同程度受到“司法克制主義”的影響，環境污染單位犯罪中部分要件事實取證和證明難度較大，指控環境污染單位犯罪的訴訟程序運行較為煩瑣。［3］在我國現行《刑法》體系中，污染環境犯罪是隸屬于妨礙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雖然該類犯罪侵犯的是環境法益，但對于犯罪分子而言，其實施污染環境的行為本身具有較強的逐利性，即通過污染環境來獲得財產收益或降低營運成本。對于財產犯罪需要通過剝奪其財產收益來予以懲罰，因此，對于污染環境犯罪也需給予相應的財產性懲罰。對于污染環境犯罪的財產刑，包括了單處罰金和并處罰金兩種。在單處罰金中，罰金刑本身具有污染環境犯罪中主刑的性質或地位，但是相對于自由刑而言，其懲罰力度和利益剝奪相對較低，故單處罰金僅能適用于社會危害程度較低的污染環境犯罪。而在并科罰金中，罰金刑依附于自由刑，它是在限制犯罪分子的自由之外再剝奪其財產利益，從而實現人身自由和財產利益的雙重剝奪，其懲罰力度和利益剝奪相對較高。但是，犯罪分子在承擔自由刑之后，就沒有動力再次承擔財產刑，這就可能造成污染環境犯罪中并科罰金執行難的問題。

　　二、罰金數額：整體偏低，比例失衡

　　我國《刑法》對罰金數額未作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財產刑規定》）第2條明確罰金下限為1 000元，對其上限則未作規定，這為實踐中罰金適用留下巨大裁量空間。從這209例案件來看，污染環境罪中罰金適用數額主要有如下特點：

　　（一）罰金數額整體偏低

　　從對352名自然人適用罰金數額來看，最低為1 000元，有4人，最高為20萬元，有2人，罰金數額平均值為21 152元。在15件單位污染環境罪中，對單位判處罰金均為10萬元。從平均值來看，無論是自然人還是單位犯污染環境罪，罰金刑的判處數額整體偏低，既不能填補犯罪分子環境污染給自然生態造成的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也與犯罪分子實施污染環境犯罪所獲利益不成比例，也與我國通過刑事司法、行政執法在查處污染環境犯罪中所需投入的巨大成本不成比例。環境污染犯罪治理中，司法機關對犯罪分子判處的罰金數額整體偏低，不僅存在于我國東北地區，在我國其他經濟較為發達省份也存在。比如，在施某、高某污染環境罪案中，對二被告人判處罰金數額僅為2 000元，而紹興市柯橋區環境保護局為消除其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和恢復土壤的正常使用，實際產生的費用共計57萬余元。紹興市柯橋區人民法院（2014）紹柯刑初字第418號刑事判決書。該案中罰金數額遠不足以彌補因污染環境犯罪給社會造成的損害。《財產刑規定》頒布于2000年11月，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將罰金刑下限設置為1 000元，因為當時國民收入普遍不高，且環境保護問題也并不如當今這般嚴重和緊迫。但是，在二十余年后的現在，我國國民收入已增長數倍，但《財產刑規定》中對罰金刑下限標準仍然為1000元，這已無法發揮罰金刑懲罰和預防犯罪的效果。在金某、向某污染環境罪案中，二被告人開辦小電鍍廠，將電鍍產生的廢水未經處理直接排放，獲利20萬元左右，而對其判處罰金數額分別為5 000元和1 000元。慈溪市人民法院（2014）甬慈刑初字第544號刑事判決書。該案中，對被告人判處罰金數額遠低于其犯罪所獲利益，對環境犯罪分子威懾力不足，犯罪分子可能在遭受財產刑之后仍會因污染環境而獲得經濟收益。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楊迪法官的實證研究表明，在我國其他地區司法實踐中也存在對污染環境犯罪罰金刑總體偏低的現象，罰金刑在大多數污染環境犯罪的刑事裁判中適用數額并不高，大多數案件中罰金刑數額都在5萬元以下，而對于單位環境犯罪判處的罰金刑數額平均值為28.14萬元，也都普遍低于環境修復所花費的數額。［8］雖然，我國采取了“從嚴治理”“依法嚴懲”的環境犯罪刑事政策，但是在實踐運行中罰金數額整體偏低，這可能無法從財產刑的角度來有效威懾和預防環境犯罪。犯罪成本與犯罪收益之間不成比例，可能讓環境犯罪分子在其刑罰執行完畢后，會再次選擇污染環境來獲得經濟利益。

　　（二）罰金數額比例失衡

　　根據罪刑均衡原則要求，刑罰與罪行之間應當成比例，量刑做到“重罪重判，輕罪輕判”。罰金刑作為我國刑罰的法定種類之一，罰金刑的適用也應當遵循罪刑均衡原則，即對犯罪行為危害性較大、主觀惡性較大的犯罪分子，通常判處的罰金會相對較多，反之亦然。但是，從這209例案件來看，我國東北地區污染環境罪中罰金適用存在結構性失衡問題。

　　首先，這種結構性失衡表現為內部結構性失衡，即對污染環境罪各被告人罰金適用數額比例失衡。罰金數額應按犯罪分子罪行危害程度、主觀惡性大小、非法所得多少等因素確定。一般說來，犯罪行為危害程度越大，犯罪分子主觀惡性越大，對其判決的罰金數額越高。從罰金數額上看，這209例案件中，判處拘役被告人罰金數額均值為14 686元，而單處罰金數額則為20000元，比前者高出36.2%。這有悖于罰金數額與罪行危害程度成正比的要求。一般來看，單處罰金的犯罪，其危害程度和主觀惡性通常要低于并處罰金的犯罪，其數額應當較低。在351名并處罰金的被告人中，73人被宣告緩刑，對他們適用罰金數額均值為25 192元，而對未宣告緩刑的242名被告人適用罰金數額均值為19 938元，前者比后者高出26.35%。宣告緩刑作為一種輕緩化的刑罰執行方式，其犯罪分子的危害性和主觀惡性通常要低于不判處緩刑的犯罪分子，其罰金判處的數額也自然應當低于后者。但是，在這209例污染環境犯罪案件中，罰金刑呈現出與緩刑相反比例的適用方式。有些法院在刑事判決書中明確寫明，將被告人愿意繳納罰金作為宣告緩刑的條件，這會造成罰金適用中的結構性失衡，［9］讓上層群體為其犯罪承擔較輕刑罰，讓下層群體承受更重刑罰，加劇下層群體的被剝奪感和不公正感，不利于污染環境犯罪治理。

　　其次,這種結構性失衡還呈現出污染環境罪罰金刑外部失衡。污染環境罪中罰金的外部失衡則主要體現為罰金數額與被告人因環境犯罪所獲利益、造成損失、行政罰款等數額相比存在比例失衡的問題。關于污染環境犯罪罰金刑與犯罪收益、環境損失之間的失衡關系，前文已經詳細探討，此處就不再贅述。由于無法獲知環境行政執法機關對污染環境違法罰款的整體情況，無法對司法機關判處罰金刑和行政機關處以罰款的情況予以全面分析。僅從理論上來看，由于環境違法行為比環境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要低，其罰金數額也應當低于對環境犯罪的罰金數額，這才符合比例原則和均衡原則。但是，從某些個案中污染環境罪的罰金數額來看，其數額遠比不上某些污染環境違法中的行政罰款數額，比如沈某污染環境罪一案中，沈某曾因私設暗管將未經處理的生產廢水直接排放，被環境保護局處以罰款10萬元，而該案中適用罰金僅為10 000元。從我國整個法律體系來看，在環境執法中的行政處罰僅適用于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的污染環境違法行為，而刑罰僅適用于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犯罪行為，故對環境犯罪的刑罰嚴厲程度應高于對環境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而該案中污染環境罪中罰金數額遠低于行政處罰中罰款數額，顯然有悖于整個環境治理法律體系的比例性要求。

　　三、完善路徑：污染環境罪罰金刑制度重構

　　在環境犯罪中設置和適用罰金刑，既可以通過財產贖罪來實現對遭受污染環境的有效修復，也可以通過剝奪犯罪分子在環境犯罪中的財產收益，從而實現對環境犯罪的有效威懾與預防。但是，在我國污染環境犯罪罰金刑適用方式存在“重并處，輕單處”的現象，罰金數額存在整體偏低、適用比例失衡的現象，可能導致污染環境罪罰金刑在司法實踐中的諸多困境。因此，有必要完善我國污染環境罪罰金刑的現有制度及其司法適用。

　　（一）優化罰金刑適用方式，實現環境犯罪治理的寬嚴相濟

　　在我國目前刑罰體系下，罰金作為附加刑的法律地位短期內無法突破。不過，《刑法》對污染環境罪規定了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兩種適用方式，考慮到并處的種種實踐弊端，對于社會危害性相對較輕的污染環境犯罪可適當擴大單處罰金適用范圍，僅在較為嚴重的環境犯罪中才并處罰金。單處罰金與“從嚴治理”“依法嚴懲”的環境犯罪刑事政策之間并不沖突矛盾。“嚴”主要并不是指刑罰量的輕重程度，而是指刑事法網的嚴密程度，即刑罰的不可避免性。［10］通過嚴密的刑事法網，讓環境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后盡可能地都被處以刑罰，而不能讓其能夠屢屢逃脫法網制裁而心存僥幸。如果犯罪分子可能面臨的刑罰會很重，但卻因法網不嚴而逃脫刑事制裁，環境犯罪“從嚴治理”“依法嚴懲”就將成為空洞的口號?‍‌‍?‍‌‍‌‍?‍?‍‌‍?‍‌‍?‍?‍‌‍?‍‌??‍?‍?‍‌‍?‍?‍?‍‌‍‌‍‌‍‌‍?‍‌‍?‍???‍?‍?‍?‍?‍?‍?‍‌‍?‍‌‍?‍‌‍‌‍‌‍?。并處罰金雖然提高了刑罰苛厲程度，但卻可能造成罰金刑法網不嚴、執行困難的問題。金錢作為一種物化勞動，其中蘊含著犯罪人腦力或體力勞動，剝奪金錢與剝奪自由在使犯罪人感到痛苦上具有一致性。對于環境犯罪單處罰金，并不意味著對污染環境犯罪從輕處罰，在單處罰金中通過調整相應數額，仍然會讓犯罪分子感受到和自由刑相同的痛感。并處罰金增加了罰金刑的執行難度，反而易造成污染環境犯罪的治理法網“厲而不嚴”。因此，需要適當擴大污染環境罪單處罰金的適用范圍，優化罰金的適用方式，實現環境犯罪治理法網的嚴密化。當然，在擴大單處罰金適用范圍的過程中，仍然需要遵循罪刑均衡和比例原則。相對于單處自由刑而言，單處罰金的懲罰力度和利益剝奪相對較低，［11］故單處罰金僅能適用于社會危害程度較低的污染環境犯罪。而污染環境的重大犯罪案件，其社會危害往往較大，此時就不宜適用單處罰金。比如《財產刑規定》第4條規定：“犯罪情節較輕，適用單處罰金不致再危害社會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單處罰金：（一）偶犯或者初犯；（二）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現的；（三）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的；（四）犯罪預備、中止或者未遂的；（五）被脅迫參加犯罪的；（六）全部退贓并有悔罪表現的；（七）其他可以依法單處罰金的情形。”該規定明確了單處罰金僅能適用于犯罪情節較輕，適用單處罰金不致再危害社會，且具有該條所列法定從輕情節的案件。在環境污染犯罪案件中適用單處罰金刑時，也需要遵循“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僅能對犯罪情節較輕和危害程度較低的被告人適用。

　　（二）提高罰金刑適用數額，實現環境犯罪治理協調化

　　在我國“從嚴治理”“依法嚴懲”的環境犯罪刑事政策之下，污染環境罪中罰金適用數額過低，既不能與犯罪分子在環境犯罪中所獲經濟利益成比例，也不能有效彌補環境犯罪給自然生態環境造成的損失；既不能有效威懾、打擊污染環境犯罪，也容易造成污染環境罪中罪刑關系的結構性失衡，故司法機關在實踐運行中應提高污染環境罪罰金的適用數額，實現環境犯罪治理法律體系的協調化、合理化。根據我國《刑法》第52條的規定，司法機關應當根據“犯罪情節”來決定對被告人判處罰金刑的數額。“犯罪情節”是行為人實施侵犯法益行為過程中所體現各種主觀情節與客觀情節。在環境污染犯罪中僅以“犯罪情節”作為罰金刑的處罰依據，似乎存在標準過于單一的問題。在環境污染犯罪中，環境本身所損害與破壞，可能需要經過廣闊空間和長久時間，期間可能還會經過多重因素復合積累才形成 “長期及隱形損失”作為“犯罪情節”的內容考慮在責任范圍之內。［12］對于污染環境罪判處的罰金數額，既應當與犯罪人承擔的刑事責任相當，也應當與其污染環境犯罪的社會危險性相當，還應當與其經濟狀況相符合。在罰金刑具體數額的確定上，司法機關可以采取倍比制，即可處污染環境犯罪所得數額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罰金。只有提高污染環境罪的違法成本，才有利于實現罰金刑適用的均衡性，才有利于消除潛在犯罪人漠視環境法律的心態。污染環境罪罰金刑判處的下限設置為1 000元，顯然過低，應適當提高。對于污染環境罪罰金刑判處的下限，既不能低于犯罪分子在污染環境犯罪中所獲經濟利益，也不能低于修復遭受污染的生態環境而花費的經濟和人力成本。在我國環境犯罪治理實現了人本主義向環境本位的轉變之后，對于環境犯罪造成損害大小的確定，不僅考慮污染環境犯罪所直接導致的人身、財產損失，更應當考慮污染環境犯罪對環境本身所帶來的破壞與損失。［13］在確定罰金刑數額時，需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當然，在考慮罰金刑的具體數額時，也應當考慮被告人自身經濟狀況和地區發展差異。對于因無知而污染環境或者經濟狀況較差的被告人，可以適當降低罰金數額，而對于屢罰不改的被告人則需要適當提高罰金刑數額。對于污染環境犯罪案件頻發、生態環境治理壓力較大的地區，更需要發揮刑罰在懲治、預防污染環境犯罪中的積極功能。在罰金刑的適用上，可以適當提高罰金判處的適用數額，發揮罰金刑懲治、預防環境污染貪利性犯罪的有效功能，適當提高對單位污染環境犯罪的罰金刑數額，通過提高其在污染環境違法犯罪中的成本，從而阻斷其在環境污染獲取非法利益的企圖。司法機關在罰金刑適用上應當考慮犯罪分子污染環境犯罪之后的表現。若犯罪分子在實施污染環境犯罪之后，有認罪認罰的表現，對于遭受污染的自然生態環境采取了積極修復措施，則可以對其予以從寬處理，適當降低罰金刑數額；若犯罪分子采取隱蔽性方式污染環境，加大環境修復和治理難度，司法機關則可適當提高罰金刑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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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登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