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邊沁是一位將其畢生精力貢獻給英國法學研究事業和法制改革的思想家。在法學領域，他的最大影響在于法律的功利主義原則貫徹以及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基礎理論的奠定。邊沁自始至終堅持以這一哲學觀念分析法律概念和運用問題,為現代西方的法學思想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邊沁對問題的論述并不是蜻蜓點水般的淺嘗輒止，而是能從其理論體系中給出嚴密而深刻的見解，后來的許多學術思想都能在邊沁的論述中得到啟發。

　　關鍵詞： 邊沁 啟蒙 法哲學功利主義

　　一、邊沁的思想和他所批判的時代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一次演講中說道：就動物而言，我們沒有直接的義務。動物沒有獨立的自我意識，其存在只是到達某一目的的手段，這個目的便是人。同一年，即1780年，邊沁完成了《道德與立法之原理》一書。在書中邊沁對康德提出了針鋒相對的駁斥："問題不在于它們能推理嗎?也不是它們能說話嗎?而是，它們會感受到痛苦嗎 ?"邊沁期望有一天"動物可以取得原本屬于它們、但只因為人的殘暴之力而遭剝奪的權利"。這最徹底的表現了邊沁一以貫之的功利主義思想，即將個體的感受視為思考和行動的起點。

　　邊沁繼承英國經驗論的傳統，主張知識的起源應建立在感覺經驗的基礎上，拒斥一切超出感覺經驗范圍之外的形而上學主張，同時認為對人性的理解也必須在對人的實際經驗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從關于理性、良知等倫理反思的角度出發。邊沁對自然法理論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他在《政府片論》中寫道:"至于自然法，它什么也不是，而僅僅是一個術語"。他奚落這種理論是混亂、內容不明確、莫衷一是的解釋，而這些'解釋'又多是浮夸的無稽之談。邊沁反對自然法哲學家們關于社會契約和自然法的理論。他認為，社會契約論和自然法學派關于"自然狀態"、"自然權利"等的觀點，都不過是"虛構"和"想象"的產物。虛構的時代已經過去，要得到確定的知識，認識法律的性質，必須從功利原理出發。

　　邊沁生活的時代是工業革命與思想啟蒙的時代，科學技術發展打破了人們對形而上學和抽象概念的迷戀，人們更愿意接受的是可度量、可證實，同生活事實密切相關的觀念。在這種時代精神影響下，哲學實證主義自然取代以往的抽象觀念，反映到法學領域，必然要求把權利和義務歸結為現實問題。作為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人民已經不滿足所謂的自然權利，認為那是停留在紙面上的"應然"的權利，他們需要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然"的權利。甚至，國家權威的正當性和所基于的原則都逐漸被世俗化了，而保持社會既存秩序的觀念亦不可避免地被啟蒙運動所產生的觀點所沖擊。

　　二、功利原則的確立：快樂與痛苦的含義無需求助于律師

　　在邊沁之前，法律的原則和標準以正義、自由和理性為主導，這種傳統從柏拉圖到黑格爾都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對世界本源作抽象式的解讀，是大陸理性主義的再次印證。這一傳統被稱為自然法理論傳統。按照自然法觀點，只要找到了人類認識的源頭，通過剖析源頭再抽象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再按此標準衡量個體，建構社會生活。自然法即理性之法，世界由人的理性所構建。人首先作為類的存在，然后才是個體化的一份子。即使在文藝復興時期，該思維模式在法律觀念上也并未得到糾正，直到邊沁的出現。

　　邊沁認為，社會秩序不完全是理性秩序，形而上學或理性主義并不能完美的揭示世界本質，或者說，對世界本質的追求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認識的起點并不是形而上學或者理性，而是當下最具體的感受。如果不對此進行批判就無法為自由法治社會探尋更加穩固的基礎，運用理性的方法，足以破解理性主義的偏執。本質是什么，也許沒有人可以給予絕對的論證，但是通過理性，本質具有何種性質，邊沁有自己獨到的方法，可以說，邊沁的方法就是他的答案。

　　功利主義的含義是，對于某行為是否肯定，取決于該行為是否具有增進涉及切身利益的當事人的幸福。他認為，苦與樂兩種情感主宰了人類的全部，且只有這兩種情感才能向我們正確指出何者為應當以及何者為不應當，人們應當根據某一行為本身所引起的苦與樂的大小程度來衡量該行為是否善惡。從人性出發，凡是能夠減輕痛苦增加快樂的，在道德上就是善良，在政治上就是優越，在法律上就是權利。據此，邊沁形成了系統的功利主義法學理論。

　　邊沁突出地強調了效果對于判斷價值的決定性意義，他認為，如果動機有善惡可言,那是因為它們的效果決定。動機善，是由于它有產生快樂或阻止痛苦的趨勢;動機惡，是由于它有產生痛苦或阻止快樂的趨勢。邊沁甚至提出了計量痛苦快樂及道德的值的具體指標:"即強度、持續時間或不確定性、臨近或偏遠、豐度、純度、廣度"。在某一行動中，如果快樂總值較大，則行動是善的;如果痛苦總值較大，則行動是惡的。行為的動機蘊含為追求某種效果，沒有善的動機固然難有善的效果，但是光有善的動機未必就有善的效果。就此而論，功利主義的效果論比道德理想主義的動機論更具有說服力。

　　三、功利原則的法學觀

　　邊沁在確立功利原則后,并沒有把功利原則局限在對物質利益的促進上，而把它應用到法和立法上,這樣闡發的議題必然會導致探尋法律與功利的關系問題。對此問題，邊沁有較新論述。

　　邊沁認為：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法;人類原初處于混亂而野蠻的狀態，為趨樂避苦而相互諒解，互不侵犯與欺凌，這就是法的萌芽。在論及法律原則時，他說："我們把功利原則稱為一種原則，它可以控制并指向法律科學所研究的各種制度或制度組合體的安排。惟有用這種原則來解釋這些制度的組合所具有的名稱，才能使它們的安排變得清晰而令人滿意。"可見，邊沁把功利原則視為法律以至司法的本質。

　　邊沁在《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中提出:"一切法律所具有或者通常應該具有的一般目的,是增長社會幸福的總和。"法律是增進人類幸福的辦法，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增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也就是趨樂避苦。趨樂避苦既是道德原則，也是立法時必須遵循的原則。立法的須以國民全體的快樂為基礎。那么如何來衡量和估計所訂立的法律是符合還是違反趨樂避苦的原則呢? 邊沁認為需通過苦樂值加以判斷，衡量指標有三:一是看法律行為,對于任何人究竟苦勝于樂還是樂多余苦，二看法律內容是否依次遍及所有關系人,也就是說要以社會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來衡量。三看法律草案規定的內容受利受害的人數的比例而定。受利的人多于受害的人，這就符合功利原則，反之則違反功利原則，這樣的法律就應當舍棄。

　　四、邊沁思想的時代意義

　　作為一個觀念的提供者，邊沁對問題的論述并不是蜻蜓點水般的淺嘗輒止，而是能從其理論體系中給出獨到而深刻的見解，邊沁的影響不局限于一時一地，對當下法律思想仍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首先，作為一個深刻的思想家，邊沁有很強的問題意識和理論創新的勇氣，他洞悉時代所存在的弊端，這些弊端在他鋒利、一以貫之的思想下，徹底的暴露來。這種認識僅僅依靠邊沁理性和常識，而不寄托于宏大的理論敘述，一改大陸理性主義者高度抽象甚至晦澀的弊端。邊沁的學術品性和素養說明，法律人不應該把自己隔絕于法治實踐之外，僅僅著力在書本知識世界和理論場域中建立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空間，甚至把自己當作一種純文化意義上的存在，同樣，法學研究不應被當作一個不依賴于社會現實而存在的自閉、自洽以及價值自證的文化活動，而應該立基于法治的本國因素，直面本土的法治實踐，對在本地土壤中如何實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為本土法治的創造性實踐提供應有的智慧。另外，學者在闡述某個社會問題的時候，不可忽略常識的重要意義，以避免陷入概念的誤區。

　　其二，邊沁對人性的認識深刻透析，一針見血。邊沁并沒有從善惡的角度來定義人性，而撇開善惡，向內里深入一層。人性是什么，這正如康德的"物自體"一般，只能接近，無可徹底探查。如果人性作為一個實體是不可徹底認識的，那么人性是否善惡通過理性是無法徹底解決，邊沁有意回避關于人性的本質討論(這與他追求清晰概念、不容模糊的學術個性有關)，他直接指出人性所具有的特點，趨利避害，追求快樂。趨利避害有時候體現為自私，但比自私的范圍要廣泛得多，因為追求快樂的過程，不僅滿足自我，而且將自我與社會聯系起來，在這種聯系網中，自利與自律、自利與利他，完全可以統一起來。因此，在功利主義原則下，自利的人性得到肯定，而且這種自利行為將人類的協作放在樂觀的位置上。在邊沁的眼里，認識的起點是當下的感知，這是任何理論都無法駁斥的，最有力的思想往往最簡潔，邊沁將功利作為他思想的起點，可謂根基牢固、滴水不漏。

　　邊沁將人性的法則放在道德之上，有效解決了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既清晰的將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隔離開來，又辯證地將法律與道德統一在功利的原則下。這對于長期以來將道德與法律混為一談，權利與義務混雜不堪的我國來說，無疑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法律畢竟不是道德說教，違背道德與違背法律并不能直接劃等號，要求法律道德化，可能導致要求將人類的一切行為納入法律規制的范圍，這既容易導致"立法專制"，并且在事實上也根本不可能，法律規制的對象只能是穩定、常態的人類行為。

　　其三，邊沁對政治權威的深入分析拓展了法律研究的視野，加強了法律和經濟之間的關系，具有深遠的價值。邊沁用功利原則取代社會契約論對政治權威合法性的證明，他將個人判斷建立在功利計算基礎上，認為主權的基礎在于人們基于功利考量的服從習慣，這與社會契約理論相比存在明顯不同，說明邊沁對任何未經反思的理想主義持謹慎態度。

　　社會契約預設了人們自然權利的存在，而服從習慣并沒有此種理論要求，法律的基礎便從虛構的契約變成經驗的事實，人不需論證即可得出這一結論;同時，社會契約理論中人們有守法的先在義務，因為人們放棄自然權利而締結社會契約就意味著要服從自己的承諾，契約一旦形成，就必須遵守，后來者的感受可以不問，甚至，后來者竟無權質疑契約的有效性!這里便是社會契約論的"陷阱"，它潛伏著思想異化、制度異化的可能性，這是邊沁所不能容忍的。而服從習慣的論證模式則無此先在的義務，功利原則將個人利益放在重要地位，給個人權利預留了空間。任何承諾，如果不能落實到穩固的利益鏈條中，都可能成為某種空幻，甚至美好的諾言都可能異化成枷鎖。人們遵從政治權威，乃基于功利考量。在邊沁心中，民眾服從政府，無非是政府可以提供給人民個體無法提供的某種利益，該利益即是政府的合法性基礎。因此，穩固的利益鏈條可以有效的增強和改善政府與民眾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