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常認為經濟因素是影響人才集聚的決定性因素，但是對于高端科技人才來說，這一論斷并沒有相應的直接證據支持。本文以“杰青”和 “長江學者”的區域分布為例，對高端科技人才集聚與經濟因素、研發活動、科學文化土壤的相關性進行了研究，發現經濟因素對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缺乏較強的解釋力，研發活動、科學文化土壤與高端科技人才集聚具有更強的相關性，并據此對高端科技人才的政策安排提出了相應建議。

　　關鍵詞：研發活動，科學文化土壤，人才集聚，高端科技人才

　　一、引 言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經濟的發展是產業結構持續不斷升級的過程，經濟體產業結構的升級依賴于內在要素稟賦的升級[1]。在所有促進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內在要素稟賦中，人才稟賦的重要性首當其沖，因為人才稟賦不僅是發展知識經濟的基礎，也是推動其它資源要素稟賦升級的核心動力。人才中最稀缺、最關鍵的是高端科技人才，高端科技人才既是新知識、新技術的主要創造者和發明者(科學計量學的“洛特卡定律”和“普賴斯定律” [2]早已表明科學領域同樣存在著“二八定律”)，也是經濟社會發展和科技人才隊伍建設的引領者，因此，實現高端科技人才的集聚無疑是國家或區域提升人才稟賦的重要途徑。

　　科技人才集聚是人才資源流動過程中的特殊現象，是指科技人才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在某些區域匯聚的現象。在所有影響科技人才集聚的影響因素中，一般認為經濟因素是影響科技人才集聚的決定性因素[3][4]，不過對于高端科技人才來說，這樣的結論并不一定成立，因為它無法解釋國內與國際上許多相對富裕的地區其高端科技人才反而嚴重匱乏的現象。這充分說明，經濟決定論在解釋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現象時并不是很成功，這既反映了人才內在偏好的多元化，也反映了人們對于偏好排序的差異。本文認為在影響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因素序列中，可能存在其認知權重高于或同等于經濟因素的要素。如果存在，那么這種(或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它們又是如何影響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本文力圖通過實證研究，回答以上問題，彌補國內有關高端科技人才集聚影響因素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同時也為國內科技人才隊伍建設提供一個側面的參考。

　　二、研究假設

　　高端科技人才，是指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得到同行專家評價和確認，對某領域某方面發展做出卓越貢獻并處于領先地位，正在發揮引領和帶頭作用的高級科技人才[5]。與一般科技人才相比，高端科技人才除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深厚的專業功底、突出的創新能力、卓越的貢獻和廣泛的影響等許多顯性特征之外，還具有需求層次的高端性、成就動機高、事業心強等隱性心理特征[6]。外在的顯性特征只是對人才的一種功能性描述，真正影響人才流動的原因則來自于人才的隱性心理特征。不論是什么層次的科技人才，從其自身的角度來說，流動都是一種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基礎之上的理性選擇。這里的成本、收益并不僅限于經濟方面，如收入、流動成本等，還包括一些非經濟方面因素，如家國情懷、興趣愛好、事業成就、生活環境、心理需求等。換句話說，在人才個體的流動過程中，總是存在著有形與無形的心理博弈過程，而博弈的結果取決于各種偏好在內心中的權重排序。

　　把經濟因素看作是影響科技人才流動的最主要因素是目前比較流行的觀點，這種觀點既滿足了“經濟人”假設對于人的行為的判斷，也比較符合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對人的內在需求的揭示，還與經濟學家馬歇爾[7]的“產業集聚—人才集聚—經濟發展”的三者良性互動的邏輯相吻合，這一觀點早已被學術界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所支持[8][9]。更重要的是，用經濟因素來吸引人才是一種當下可見的標準，而其他標準則是不可見的，它給個體的判斷增加了不確定性，而理性人往往又厭惡不確定性。盡管如此，對于高端科技人才來說，僅把經濟因素作為他們流動的最主要因素卻又是不嚴謹的，首先在邏輯上它是不成立的，因為大樣本(科技人才)的統計特征并不適用于大樣本的某種子集(高端科技人才);其次在這方面也沒有相應的實證研究可以支持這種說法，倒是有一些調查研究的結論與之不符，例如王成軍[10]等的調查研究就表明影響高學歷科技人力資源流動的最主要原因是事業成就動機而非經濟因素，崔炤琨[11]等對北京“海聚創業人才”的調查研究則顯示“高校/科研機構的研發資源”是吸引“海聚創業人才”來京創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對此問題重新認識。

　　拋開經濟因素，分析或推導影響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其它重要因素，不妨從高端科技人才的價值實現入手，因為較一般人才，高端科技人才更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更強烈地期望他們的成果和價值在專業領域內獲得同行的承認，以及得到社會廣泛的認同[5]。科技人才價值實現的最重要方式—通過科技創新推動科技進步，這一點對于作為科技進步核心力量的高端科技人才來說尤其適用。而科技進步是科學家、科學共同體、社會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科學家創新成果的獲得與應用，既離不開科學家自身的不懈努力，也離不開科學共同體的支持以及社會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響[12]。因此，對于高端科技人才來說，為了實現其人生價值的最大化，其理性的選擇是尋找創新制度比較先進的地方，就職于創新資源豐富、科學文化氛圍濃郁的機構，從而有利于充分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取得最大可能的創新成就，實現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基于以上邏輯，結合筆者早期的研究成果[13]，筆者嘗試檢驗以下兩個假設：①研發活動是區域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直接影響因素;②科學文化土壤是區域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關鍵影響因素。之所以選擇研發活動和科學文化土壤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前者是國家支持科學發展與技術創新的主要制度安排[12]，而后者是科技創新成果產出的基礎文化因素[14]。以下部分將結合“杰青” (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和“長江學者”的區域分布來驗證上述假設。

　　三、研發活動與高端科技人才集聚

　　研發活動是在科學技術領域，為增加知識總量以及運用這些知識去創造新的應用而進行的系統的、創造性的活動。研發活動既是推動科技進步與創新的基本途徑，也是集聚人才的重要方式。研發活動集聚人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研發活動可以吸引科技人才，研發活動本身需要大量人才的參與，這直接拉動了對科技人才的需求，而科技人才也需要借助研發活動作為載體，來實現其能力與智慧的釋放;其二，研發活動可以培養科技人才，研發活動是一種具有明確目標導向的創新過程，它需要在一個特定時間內，把各種相關知識整合起來用以解決所面臨的問題，從而可以有效地激活和優化個體的內在知識網狀結構、盤活組織機構內那些沉淀的知識和能力要素，使個體和組織表現出極高的創造性，促進人才個體的成長和人才群體的涌現。而人才集聚的實現途徑不外乎兩種：引進與培養，因此，研發活動本身就是科技人才集聚的良好途徑。

　　為了考察研發活動與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關系，本文采用研發經費投入強度作為衡量研發活動的指標，將 2006—2015 年十年間各省市總研發經費和總國民生產總值分別作為變量 x 和 y，計算出各省區的研發經費平均投入強度值(x/y)并作為自變量 X1;選取杰青、長江學者的區域分布數作為各省市高端科技人才集聚度的樣本指標，其中 1994—2015 年間的杰青區域分布數作為因變量 Y1，1999—2015 年間的長江學者區域分布數作為因變量 Y2;考慮到目前常把經濟因素作為影響人才集聚的最主要因素，所以統計出 2006—2015 年間各省區的人均 GDP 平均值，將其作為衡量區域經濟發展狀況的指標并計作自變量 X2，對研發活動與區域經濟因素影響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差異性進行比較。研究中選用研發經費投入強度作為衡量研發活動的指標，一方面這是國際上通用的衡量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科技投入強度的重要指標之一，另一方面是因為研發經費投入強度與人均 GDP 都排除了人口規模的影響，從而使二者具有可比性。以上數據中統計年限并不完全一致，主要是由于早期研發數據的不完整性造成的，不過考慮到早期研發數據體量過小且樣本采用的是均值數據等因素，這個瑕疵對總體趨勢分析的影響可以忽略。具體數據如表 1 所示。

　　基于以上數據，運用 SPSS16.0 統計軟件，將杰青、長江學者區域分布數分別與區域研發投入強度、區域人均 GDP 進行斯皮爾曼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

　　相關性分析表明：杰青區域分布與研發投入強度、人均 GDP 這兩項指標均在 0.01 顯著性上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 0.916、0.599，長江學者區域分布與研發投入強度、人均 GDP 這兩項指標均在 0.01 顯著性上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 0.921、0.605，而且杰青區域分布、長江學者區域分布與研發投入強度都呈高度相關性，與人均 GDP 都呈中度相關性，表明研發活動相對于經濟因素對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影響更為顯著，研究假設①得到驗證。此外，長江學者區域分布與杰青區域分布也在 0.01 顯著性上高度相關，相關系數為 0.946，由此可見，雖然“杰青”和“長江學者”人才項目不同，但是二者人才分布具有趨同性。

　　考察研發活動深度影響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背后邏輯，筆者認為至少有兩方面原因不容忽視：一個是高端人才往往更重視自身的事業發展，另一個則是科技創新的現代特征。相對于一般科技人才，高端科技人才更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他們期望通過創造性勞動來取得科技創新上的成果，從而獲得科學界的承認和精神上的滿足，體現其自身的非凡價值。研發活動則恰好可以為這種愿望的實現提供一個不可缺少的平臺，研發投入強度越高，說明區域對研發活動和科技創新的重視程度越高，從而在研發資源和研發基礎設施上的投入力度越大，對人才的需求力度和對人才投資的力度也越大，因而更有利于人才的快速成長和創新成果的產出，人才的自我實現的需求越容易獲得滿足。另一方面，在當前知識經濟快速發展而科技競爭又日趨激烈的時代背景下，科技創新也表現出一些新特點：科學技術的專業化與復雜化趨勢使科技創新的難度顯著增加，風險越來越大;“實驗型”科學知識生產全面滲透并影響科技創新活動[15]，大科學實驗裝置與尖端科學實驗設備成為重大科技創新的基本工具;不同學科、不同專業、不同區域人才的合作與交流成為科技創新的重要組織形式;科技創新對研發資金的依賴越來越強，動輒上億資金需求的研發活動越來越多。以上所有這些都直接使得加大研發投入力度成為科技創新的必要前提，研發資金的高投入已成為科技活躍度的一種直觀指標，這導致高端科技人才更樂于向研發投入強度較高的區域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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