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明朝末期是個自然災害頻發的時期，其災害的發生頻率高于中國的任何一個朝代的任何一個時期。但是面對這樣的情況，晚明詩人的詩歌創作在記敘災害方面的災害詩仍然比較少。討論了晚明詩壇的概況;然后從晚明敘事詩記錄的自然災害的方面，關于雪災、干旱、洪澇、饑餓等自然災害的記錄，加上對災害史的考證;最后以陳子龍詩歌為例，淺談晚明詩人對頻發災害的入詩程度以及自然災害這樣的社會題材在晚明詩壇的影響。

　　關鍵詞 明朝;詩歌;自然災害;個人性情;雪災;酷寒;干旱

　　1 晚明詩壇的概況

　　晚 明 詩 壇 不 同 于 明 代 前 期 的 詩 壇 講 究 雍 容 典麗，缺乏生氣，也不同于明代中期李夢陽、前后七子所引領的文學復古，晚明詩壇無論是在文學觀念還是創作傾向上，都出現了新的特點。當時激進的思想家、文學家，接受了王陽明哲學理論的影響，站在王學左派的李贄，其文學觀念和創作抨擊偽道學與重視個性精神的離經叛道的色彩，對晚明的文壇具有啟蒙作用。李贄的“童心說”，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的“性靈說”，以鐘惺、譚元春為首的竟陵派，力圖將文學引入“幽情單緒”、“孤行靜寂”的境界。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晚明文學激進活躍的精神趨于衰落的跡象。當然還有以陳子龍為代表的明末復社和幾社的諸詩人，他們以“復古學”為宗旨，企圖從文化上復興傳統精神，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

　　晚明的政治的局勢堪憂，國事多艱，自然災害頻發。文人墨客，從古至今都有作為讀書人應肩負國家興盛的使命感，愿意用自己的文字，傾訴自己的人生理想，反映國家現狀，反映民生疾苦。晚明詩人面對殘酷的社會的局勢，更多是對官場抱著的是苦心屈辱，覺得仕宦生活給他們帶來的是苦悶，更多的是想要掙脫官場的束縛而寄身于自由自在的田園生活。他們更多的是用詩歌表現自己內心，在民生方面，特別是當自己身處晚明這個明朝的自然災害發生最頻繁的時期，他們以“詩”這種形式記載災害，抒發憂國憂民之情懷的作品對于龐大的明詩群來說，就是鳳毛麟角。晚明詩人的詩集中很少用充滿感情的語言記述了晚明的旱澇、雪災、蝗蟲這些大型的災害。

　　2 明詩中晚明自然災害

　　2.1 晚明詩中的雪災

　　明代是我國古代自然災害相當頻繁的一個時期。明代自1368年 起 至1644年 止，共277年。明代，自然災害 頻 繁 程 度，前 所 未 有 并 且 種 類 相 當 繁多，危害十分嚴重。關于這一時期自然災害的種類，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有水災、旱災、蟲災、地震、瘟疫、沙塵、風 災、雹 災、雷 擊、霜 災、雪 災、凍 害 等 12種。[1]關于這一時期自然災害的次數，鄧 拓 先 生 曾言：“明代共歷二百七十六年，而災害之煩，則竟達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是誠曠古未有之記錄也。計當時災害之最多 者 為 水 災，共 見 一 百 九 十 六 次;次 為 旱災，共見一百七十四次;又次為地震，共見一百六十五次;再次為雹災，共見一百十二次;更次為風災，共見九十七次;復次為蝗災，共見九十四次。而在明代末葉的后半期(明神宗萬歷二十八年至明思宗崇禎十六年，1600-1642)，進入中國歷史上的第五個小冰河期，也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寒冷，而且持續時間很長久的時期(明神宗萬歷二十八年到清圣祖康熙五十九年，1600-1720)，在西歐和北美也正值小冰河期中寒冷的時代，所以明代末葉的后半期，氣候轉酷寒，下雪連年，無任何冬無雪的記錄。(劉昭民，1992年)從屠隆的《南滁大雪歌》[2]亦可管中窺豹：

　　昨日何日故人一尊虎丘月，今日何日馬頭十丈南滁雪。

　　昨日何日金陵管弦喧酒家，今日何日關山石裂穿寒沙。

　　從來雨雪多江北，回首江南淚沾臆。

　　所以古人惜河梁，昨日之尊那可得。

　　西風太有權，濁酒都無力。

　　冷如鬼手捉馬鞭，狐裘蒙茸亦何益。

　　寒山日落牛羊眠，往往茅屋見人煙。

　　茅屋人家絕可憐，黃茅鹔出青松巔。

　　自住山上屋，還耕山下田。

　　童子撈魚溪水邊，女兒賣酒工數錢。

　　三家五家自來往，年深不問城市遷。

　　門前雪花大如手，萬片瓊瑤寫枯柳。

　　火煨榾柮啖蹲鴟，藜羹麥飯地黃酒。

　　生游死葬寒山下，一生不向長安走。

　　而我胡為冰雪中，馬蹄踏破行千峰。

　　繁華富貴轉眼空，山中之人笑殺儂。

　　詩歌雖然主寫屠隆痛苦精神的流露，但是其寫景的詩句，如“十丈南滁雪”、“冷如鬼手捉馬鞭”正反映出當時大雪連綿不斷，天氣異常寒冷的氣候。

　　2.2 晚明詩中的酷寒

　　晚明氣候酷寒也可以由已下記載中，略知其當時的情形，明末冬天嚴寒，沒有「冬無雪」的紀錄，甚至連夏季都下雪，更有甚者，還有夏雪連年的狀況。

　　四川通志：“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年)夏五月，四川天降大雪，積數尺，樹枝禾莖盡折。”四川位於盆地地形之內，四面為高山所圍繞屏障(北有大八山)，不受北方寒冷氣流的影響，因此，冬天氣溫較同緯度地區來的高 且 溫 暖，故有天府之國的美稱，物 產 豐富。可是向來以冬暖著稱的四川，在明代文獻記載當中，不但下起了雪，而且是在炎炎夏日，下了數公尺的雪。這不但證明了，氣候的異常，亦顯示出當時氣候的異常寒冷。云南通志：“神宗萬歷四十六年冬十二月，廣東雪，時恒陰，寒甚，白晝雪，下如珠，次日復下如鵝毛，歷 六 日 志 八 日 乃 已，山谷之中峰盡壁立，林皆瓊挺，父老俱言，從來未有，此后年歲皆稔。” 廣東冬天并不下雪，在這樣的情況，鵝毛般的大雪，對于當地的人民來說就是災難，可見當時氣候酷寒。明光宗泰昌元年冬，大雪數日，蒲州(山西省西南永濟市蒲州縣)河凍，車馬可渡。陜西大雪，到仲春才停止，人多凍死。程嘉燧《冬至月下即事》[3]：去秋寒早天多雪，今夕冬暄月似春。淡境味長堪送老，醉鄉戶小恰 容 身。客 中 兩 度 逢 南 至，酒 后 終 宵 向 北 辰。莫笑杞人憂國淚，時看云物一沾巾。

　　2.3 晚明詩中的水災

　　明神宗萬歷三年，淮(今江蘇淮安)、徐(今江蘇徐州)、揚(今江蘇揚州)、杭(今浙江杭州)、寧(今浙江寧波)、嘉(今浙江嘉興)、紹(今浙江紹興)、蘇(今江蘇蘇州)、松(今上海松江區)、常(今江蘇常州)、鎮(今江蘇鎮江)、鳳(今安徽鳳陽)等地的水災發生的時間從五月一直延續到九月。據《明 史》記 載：“四月，淮、徐大水。”“五月庚子，淮、揚大水，詔察二府有司，貪酷老疾者罷之。”“六月，杭、嘉、寧、紹四府海涌數丈，沒戰船、廬舍、人畜不計其數。”“是夏，蘇、松、常、鎮大水。”“八月，淮、揚、鳳、徐四府州大水。”“九月，蘇、松、常、鎮 四 府 具 水。”[1]明神宗萬歷三十七年，歸州(今湖北秭歸)、福建、浙江、江西等地發生洪澇。《明史》卷 二 十 一《神 宗 卷 二》：“是 秋，福 建、浙江、江西大 水。”[4]可見吳地的水患基本年年都有。程嘉燧《清明舟中》[5]：

　　清明寒食山頭哭，到處猶傳舊風俗。無 家 自 愧百年身，有情共傷千里目。

　　漢陽渡口柳依依，江風作花雪打衣。經 旬 始 過道士洑，五日未離黃鶴磯。

　　吳王廟前烏銜肉，又攪崩江作銀屋。叉 魚 艇 子不敢行，晝傍官船愁水宿。

　　春光忽開三月三，紅桃寫鏡江拖藍。煙 花 才 下兩孤北，松楸正在九華南

　　。蟂磯亭亭落日孤，春原盡處是蕪湖。青 煙 白 道人歸去，紙錢掛樹啼鳶烏。

　　詩人主寫清明時節的概況，“叉魚艇子不敢行，晝傍官船愁水宿。”詩句，卻反映出當時的的江浙一代的水澇的嚴重性。漁船都不敢出門，官船更是日夜擔心這個水位的問題。

　　詩人王稚登《大水謠》組詩，其四曰：阿儂黑頭三十季，年年不得種湖田。前 年 倭 亂教騎馬，今年大水學乘船。

　　從一位農夫的角度深入反映了廣大農民年年不得安居樂業，自然災害降臨的時，無法種田，以學乘船來應對水患。

　　2.4 晚明詩中的干旱

　　明朝后半期不但氣候酷寒，而且旱災情況也極為嚴重，《明 史》卷 二 十 一 記 載，明神宗萬歷二十六年：“夏四月壬申，京師旱，敕修省”[1]，湯顯祖《聞都城渴雨時苦攤稅》[3]：

　　五風十雨亦為褒，薄夜焚香沾御袍。

　　當知雨亦愁抽稅，笑語江南申漸高。

　　此詩 雖 是 諷 刺 明 王 朝 的 苛 捐 雜 稅，其 中 的“雨稅”的提出，雖為諷刺，但是也從側面發映當時處于一個久旱的狀態，才會出現祈雨這樣的事件。

　　《明史》卷三十《五行三》記錄了明神宗萬歷二十四年(1596 年)：“二 十 四 年，杭、嘉、湖 三 府 旱”[1]。王稚登 的 《龍 母 廟》從 側 面 反 應 了 當 時 吳 地 的 久旱[5]：

　　松塢石林林，秋風萬壑陰。泉清塵客耳，花照定僧心。

　　龍去野祠破，鳥啼山竹深。蒼生饑渴甚，朝夕望為霖。

　　人生四喜，其一便是“久旱逢甘霖”，可見長久的干旱的對于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傷害。百谷此詩最后兩句，正好突出了當時處于百姓處于久旱的狀況。陜西通志：“熹宗天啟二年至思宗崇禎二年，八年皆大旱不雨：崇禎六年西安旱災，米脂大旱，斗米千錢，人相食。”

　　由晚明后半期的旱災記錄來看，可見當時旱災氣候情況之嚴重，也證明寒冷氣候可造成嚴重的干旱，現代科學家曾證明地球表明溫度如果下降3℃，即將使大氣中聚集的水分減少百分之二十，而導致嚴重災害，故 晚 明 后 半 期 氣 候 最 寒 冷，旱 災 最 為 嚴重。歷史 記 載，近 五 百 年 來 最 嚴 重 的 干 旱 發 生 在1637至1643年(思宗崇禎十年至崇禎十七年)尤以1638至1641年為甚(陳緯貞，1995年)通常旱災一旦形成，就是寸草不生，赤地千里，影響范圍相當大，而且旱災過后，必然會引起蝗災，蝗蟲的災害很容易蔓延戴旱災以外的地區，因為蝗蟲的災害是移動性的，使得離旱災極遠的地方，都會遭到波及，而稻麥皆被 掠 食 光。1637年 至1641年 有 大 范 圍 的 蝗 災，有3年至4年發生饑饉。1640年至1641年饑饉遍及170馀縣，饑民無力抵御天災，連續的大寒大旱，加上各種災害的發生，于是乃有明熹宗天啟二年時的白蓮教之亂;明思宗時，張獻忠與李自成之亂;以及關外滿清的南下扣關。

　　在陳子龍的《小車行》與《賣兒行》中就寫出了當時饑餓與蝗災的殘酷現狀：

　　小車班班黃塵晚，夫為推，婦為挽。出門茫茫何所之?青青者榆療吾饑。愿得樂土共哺糜。風吹黃篙，望見垣堵，中有主人當飼汝。扣門無人室無釜，躑躅空巷淚如雨。[6]

　　《小車行》描寫饑民困于饑餓在絕望中掙扎，卻無計可施、無路可走的悲慘境地，詩中刻畫饑民之心理真切動人，令人感同身受，反映了當時無數在生死邊緣掙扎的災民的所承受的不幸，實為當時社會下層百姓生活的真實寫照。

　　高顙長鬣清源賈，十錢買一男，百錢買一女。

　　心中有悲不自覺，但羨汝得生處樂。

　　卻車十余步，跪問客何之?

　　客怒勿復語，回身抱兒啼。

　　死當長別離，生當永不歸![6]

　　《賣兒行》選擇賣兒鬻女這樣一個更為典型的實例進行刻畫，把困境中的憂患便顯得痛徹心扉，催人淚下。

　　石田不力耕，蒲稗供鳧雁。陌上不植桑，荊榛任延蔓。

　　豈不念饑寒，所得在閑散。租吏急追乎，我獨忘憂患。

　　悠悠北窗眠，山光變昏旦。晴睴滿戶庭，春風勸餐飯。

　　名業丙身后，千秋亦云暫。仰彼百尺松，蒼然覆清磵。[7]

　　陳忱的《春日田居》意在說明一個關于饑餓的問題，陳忱已經是晚明清初的人，在公元1630年左右，百姓的饑餓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當然，戰爭也是原因，但是自然災害的影響更加加劇了這種災害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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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晚明自然災害在晚明詩人創作的主題比例

　　如上文說到的，晚明的詩壇，詩人在詩歌的創作上更多的是體現自己的內心，追求的個人情感的真實性，對于災疫的抒寫很少。

　　李贄，晚明詩壇受其“性靈說”極大的影響，公安派、竟陵派等的創作受到他的影響更甚。但他生命的后半段(主要指公元1580-1602年)，也是晚明自然災害高度頻發的時代，這段時間里明朝光是地震的就發生了大小不等的九十次，(只有明神宗萬歷二十年(1592年)沒 有 發 生)，其發生范圍基本覆蓋了整個明朝的版圖。水災更是年年都有，洪澇、壩崩等水災大大小小發生了七十一次，主要發生在江浙意見珠江流域，松江流域也時常發生，基本覆蓋都明朝所有的富澤之地，旱災發生了三十八次，雹災基本更是年年一次，瘟疫發生的頻率不高，但是其覆蓋范圍廣，因此病死、餓死的人不計其數，這些災害都嚴重的影響了當時明朝人的正常生活，影響國家的正常運轉，這些災害的頻頻發生，也為明朝后期農民起義埋下了伏筆。面對這樣頻發的這然災害，在這個時間段里的李贄在描寫自然災害的方面的詩歌幾乎沒有，至少筆者是沒有找到。消極入世的李贄，在中年以后辭去官職，專意于著書講學，不少內容“抨擊道學，抉摘情偽”，成為當時的異端。這樣一個與眾不同扶的人，在面對自然災害的時候，選擇的是幾乎漠視的態度。

　　政局的混亂，國事多艱，晚明還有很多的農民起義，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的詩人，面臨的不僅是壯志難酬，更多的面對殘酷的社會現實，自己感到無能為力。詩歌創作上受到前后七子，歸有光以及唐宋派的影響，創作理論收到哲學家王陽明、李贄的影響，使得他們在詩歌的寫作中，很多時候忽視、規避甚至可以說是拒絕面對這樣自然災害頻發的事實，他們更多的是愿意在書寫自我的真實感情中尋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與歸宿感。

　　明末詩人陳子龍，他的詩歌充滿了現實主義精神，其有“詩史”品格和很高的思想性。面對明朝式微之際，社稷傾危，憂患叢生，他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匡世變俗省委愿望。但是在詩歌創作中，陳子昂兩千七百多首詩歌中，寫景詩、交游詩、邊塞詩、詠物詩、悼亡詩，所占的比列高于詠懷詩，而在詠懷詩中關于自然災害作為題材的的詩歌更是微乎甚微。

　　當然，不只 是 李 贄，以袁宏道三兄弟為代表的 “公安派”，陳子龍，當時的主流學派，在詩歌創作上關注的也是各色各樣個人情感與生活意欲的合理性或是“復古”的關注民生，力圖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自然災害作為主題入詩不是他們的主要內容，可見當時的文人對自然災害入詩的程度遠不及唐宋時期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