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的時候，老師教導我們：中國畫在美術標準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品評標準——“畫如其人”，即“畫品如人品”。老師還說：學會作畫之前，要先學會讀畫。讀畫，不僅要讀懂、讀透畫里的東西——技法、章法，更要能讀出畫外的東西——品格、思想、精神。會讀畫了，再學畫。學畫，不能只學技藝，而要先立好品。作畫，不能視為應付作業，而要養興，興致勃勃，自然天成。我在讀清代畫家王昱的《東莊畫論》時，也讀到了與老師教導的話語相近的內容，王昱在《東莊畫論》中說：“學畫者先貴立品，立品之人，筆墨外自有一種正大光明之概，否則畫雖可觀，卻有一種不正之氣，隱躍毫端。文如其人，畫亦有然。……未作畫前全在養興，或覩云泉，或觀花鳥，或散步清吟，或焚香啜茗，俟胸中有得，技癢興發，即伸紙舒毫，興盡斯止。至有興時續成之，自必天機活潑，迥出塵表。…… 作畫時即偶然酬應皆不可輕率，蓋每寫一圖必有著精神處，若率意草草，此最是病。”最初，我對老師的話和王昱的論述不是很理解，后來，我自己開始作畫了，在研習前輩畫作和了解前輩人生的過程中，在深入現實生活和創作實踐的過程中，我對老師和前輩的教導漫漫有所感悟，我將老師和前輩的教導歸納為：學畫先立品，作畫需養興。

　　我所悟是否正確呢?因為我是后輩，我的創作經歷不足以為據，我還是以先輩的創作經歷來推證。

　　中國古代的繪畫藝人主要有三類：一是宮廷畫師，二是民間畫匠，三是文人畫家。

　　宋以前是宮廷畫師和民間畫匠的天下：宮廷畫師為帝王將相作畫，以國家的政治紀實、軍事記事和宮廷活動為主題，反映的是皇家的精神思想和審美意識，只能體現畫師的繪畫才智，而不能體現他們的思想，因為他們不能將自己的思想流露于畫間;民間畫匠則以繪畫為生存方式，迎合一般市井習俗繪畫，嚴格意義上講，他們作畫也沒有以自己的思想為主導，當然在審美理念方面各有所重，只能反映各自的繪畫特長。因此，宮廷畫師和民間畫匠的畫不能以“品”來論。能以“品”論的是文人畫，即文人士大夫們創作的畫。

　　魏晉南北朝時期顧愷之的畫應該是最早的文人畫，不過那個時候沒有文人畫之說。顧愷之打破秦漢以來“人物畫必為統治者服務，必當統治者的宣傳政教工具”的成規，開“以畫作反映個性思想的浪漫主義情懷”的先河。我們都知道《洛神賦圖》是顧愷之依三國時期文學家曹植寫的《洛神賦》有感而作的，顧愷之以表現人物神韻和情態為目標，充分發揮自己的藝術想象力，將《洛神賦》中充滿詩意幻想的浪漫意境表達得淋漓盡致，創人物畫新境界。《洛神賦圖》與以 “教化”為目的的人物畫不同，它會讓讀畫之人隨畫中情節的變化而產生情緒波動，仿佛身臨其境，感同身受。后世品評畫作的書籍里，都將顧愷之的人品、藝品、畫品推為第一。第一品，讓顧愷之成為不朽的畫家，其畫成為不朽的畫作。《 洛 神 賦 圖 》 是 顧 愷 之 有 感 而 作 的 ， 我 認 為 “感”的過程，是一個蓄興的過程，興發而作， “迥出塵表”。

　　士大夫是古代中國對于社會上的士人和官吏之統稱，他們既是國家政治的直接參與者，又是社會上文化、藝術的創造者、傳承者，而政治是絕大多數士大夫人生的第一要務。不過，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的“竹林七賢”，與絕大多數的士大夫的志向不一樣，“他們既有很高的文學、藝術造詣，又有高潔的道德操守，但他們又有狂放不羈、放浪形骸的一面。他們中的許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敗的朝廷中工作。這種精神氣質對‘士’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為不愿同流合污而遠離政治，醉心于文學藝術，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

　　既有很高的文學、藝術造詣，又有高潔的道德操守的文人士大夫們創作的文人畫，有別于民間和宮廷畫院的繪畫，標榜的是“士氣”和“逸品”，講求的是筆墨情趣，并注重書法、文學等修養及畫中意境的表達。文人士大夫們作畫，多取材于山水、花木，為的是借景抒情、托物言 志、以物寓意。陳衡恪先生說：“文人畫有四個要素：人品、學問、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文人士大夫們作畫，不輕易動筆，總愿意細細品味，待興至而為。記得蘇軾在《文與可畫筼筜谷偃竹記》中復述了文同告訴他的一段話：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文同對蘇軾說的話與王昱在《東莊畫論》說的應該是如出一轍的，都在強調作畫要養興、要乘興。文同所說的“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是養興的過程，“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指的是乘興而作，因此，文同的竹“天機活潑”，有著別于職業畫家的新意。著名書畫鑒賞家、畫史評論家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品評文同筆端之竹“富瀟灑之姿，逼檀欒之秀”，《宣和畫譜·文同》品評文同的竹畫“托物寓興，則見于水墨之戲”。人們對文同的墨竹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其是文人畫開始興起的標志之一。確實，墨竹后來成為了文人畫的一個重要題材。元代的吳鎮還搜集了學文同畫竹技法的宋元畫家二十五人小傳，編寫了《文湖州竹派》一書。“湖州竹派在宋以后的八百多年間，影響一直不衰，其中最著名的受惠者有元代高克恭、趙孟頫、李衎 、 柯 九 思 、 吳 鎮 ， 明 代 王 紱 ， 清 代 鄭 燮 等人”。竹后來與梅、蘭、菊成為了文人畫中的 “四君子”，以示文人的君子之品。君子之品也為社會傳遞了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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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可知，先輩的話說得不錯，畫是如其人的，不同品格、不同志向的人畫出來的畫給世人的思想導向是不一樣的，因此，要想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要想讓自己的畫作向社會傳遞的是正能量，那自己先得是一個有高尚情操的有正能量的人。更因此，作畫之人，必先立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