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理解自然法的關鍵在于理解自然，自然觀的變化必然引起自然法的變遷，自然觀的最近一次巨變發(fā)生在十七世紀，那時的科學革命驅逐了上帝、否定了自然背后的善。新的自然觀認為世界是價值無涉的和機械式的，這使得自然法不再以善為基礎，而立基于人的自然本性。這種以霍布斯為代表的近代自然法把法奠基在人的欲望或理性之上，并把法還原為一種主觀權利，從而認為主觀權利決定法律，不是法律規(guī)定權利。自然法從人的內心約束變成了外在革命的工具，這是一場退步。

　　關鍵詞: 科學革命; 自然觀; 自然目的; 自然法

　　大陸法系深受羅馬法影響，中 國 也 不 例 外。《學說匯纂》開篇即言: “自然法是大自然教育一切動物的法( Ius naturale est，quod natura omnia animalia docuit) ”。什么是“大自然”? 大自然何以能教育動物? 我們可能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不是因為古羅馬相距久遠，而是此間發(fā)生了一場翻天覆地的科學革命，現代人與羅馬人對自然的理解已截然不同。在羅馬人看來，“大自然”是擬人化的，這種把自然擬人化的宇宙觀源自古希臘。如果我們把自然擬人化，就能明白《法律篇》開篇柏拉圖認為“法律起源于神( θεó) ”是什么意思，這個“神”是宇宙神，即宇宙中有一個擬人化的“神”主導著自然。如果“大自然”后面有“神”，就能回答“大自然”何以能夠教育生靈( animalia) 。現代人無力回答此問題，是因為我們的科學知識是經歷了十七世紀科學革命洗禮之后形成的，那場科學革命驅逐了古希臘的“神”，徹底顛覆了人類的自然知識體系，當然，也改變了人們對法律的基本看法，自然法也難以幸免。本文致力于探討與此相關的兩個問題: 第一，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對自然法的觀念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以及第二，如何看待這些影響?

　　一、自然觀的變化對法律的挑戰(zhàn)

　　近一百多年來，中國法律的變遷滄海桑田，究其原因，受到了科學革命的影響。但是，中國的科學革命不是發(fā)生在十七世紀，而是肇始于百年前對 “賽先生”的引進。現今國人反思新文化運動時，猛然發(fā)現，瓦解傳統(tǒng)觀念的并非“德先生”，而是“賽先生”。中國哲學最基本的三個觀念: 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知行合一，都被“賽先生”解構了。人們不再相信秋后問斬的正確性，也不再相信親親尊尊的法律理念，依現今中國刑法，殺死父母和殺死陌生人都構成故意殺人罪，如其他犯罪情節(jié)類似，判刑結果也類似。但是，依據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律例》，殺死父母構成大逆，而殺害普通人僅僅構成斗毆，前者是重罪，后者是輕罪。短短一百來年，法律觀念的變化如此巨大。可見，新科學觀念的出現必然革新社會文化制度，法律概莫能外。

　　為什么新的科學觀念會對法律造成根本性的沖擊? 其實，新科技的出現不構成對法律的挑戰(zhàn)，法律完全可以在自身的框架內應對新事物的挑戰(zhàn)。但科技背后的自然觀的變化會徹底改變人們對法律的看法。例如，從科技的角度，人類對男人、女人的定義和檢測一直在變化，從早期的外形觀察，到現在雌激素的檢測等，無論新科技怎么變化，都不構成對婚姻法的挑戰(zhàn)。但是，如果變化的不是男人或女人的檢測技術，而是胚胎繁育技術，婚姻法就面臨巨大變革。因為，無性繁殖會突破男女陰陽的觀念，徹底改變人們對家庭的看法。而傳統(tǒng)婚姻法是建立在男女陰陽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人們的自然觀不再以此為基礎，那么，婚姻法將需要重新譜寫。

　　那么，問題是，為什么具體科技的變化并不挑戰(zhàn)法律的基礎，而科技革命引發(fā)的自然觀的變化會導致法律理念的巨變呢?

　　法律的目的是固化和促成秩序，而秩序早在法律之前就已存在，法律之前的秩序就是“自 然 秩序”，它先于人而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政治秩序、法律秩序等等都是對“自然秩序”的模仿，“自然秩序”直接決定了自然法觀念。而科學是描述這個“自然秩序”的，盡管哲人們對人類能否認識到這個“自然秩序”存在可知論與不可知論的爭議，但是，人類從未停止過窺探世界的步伐。只不過，每一次對“自然秩序”的描述必定有差異，有些差異不會引發(fā)革命，例如一種新射線、新元素的發(fā)現。而另一些差異可能是顛覆性的，例如日心說與地心說的差異，會顛覆人們對自然的看法; 再如人工智能、人機合體的出現，會顛覆“人”的概念，間接引發(fā)法律主體的變革。

　　當新的描述取代舊的描述時、當新的自然觀取代舊的自然觀時，會有陣痛，會爆發(fā)科學革命，歐洲十七世紀就爆發(fā)過這樣的革命。新自然觀取代了舊自然觀，建立在新自然觀基礎之上的自然法取代了舊自然法。科學革命通過自然觀的變遷影響了自然法的變化。我們先考察一下古典自然觀及其基礎。

　　二、古典自然觀與自然法

　　1. 古典自然法的形成

　　在日常用語中，自然有兩層意思: 自然之物與自然之理。前者指現象世界，后者指本質世界。在古希臘，“自然”更多地指第二層意思。例如，德摩斯蒂尼( Demosthenes，前 384—前 322 年) 說: “如果我們信任眼睛看到的東西，那么整個世界、神圣的事物還有我們所謂的四季，似乎都受到了法和秩序的控制。”〔1〕德摩斯蒂尼的法和秩序指的是自然之理，或者說是 law( 自然規(guī)律) 。這種自然規(guī)律還不是后來意義上的“自然法”，因為自然法一定有是非對錯的指示，但是這種自然規(guī)律僅僅是一個客觀描述，沒有是非對錯的傾向。這種自然規(guī)律在柏拉圖的《蒂邁歐》中也出現過。

　　《蒂邁歐》是研究宇宙自然的一部奇書，它在探討身體運行原理時說: “如果血液的補給，違背自然法( ) ，就會誘發(fā)疾病。”〔2〕顯然，這里的“自然法”也是近似物理規(guī)律的客觀描述，它們可以被違反，但也不是我們所指的自然法。所以，“科恩福德反對翻譯成‘laws of nature’，認為這里的 νóμου 僅僅指血液健康運行的慣例和標準流程。〔3〕所以，在柏拉圖那里很難說出現了古典意義上的自然法，最多只有哲人立法。哲人立法是在向自然法靠近，它雖然沒有到達最高的智慧沒有完全符合自然法，但這不影響它的功能，它依然可以規(guī)范城邦中的普通政治生活。〔4〕在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中，他將“依據自然的法”稱為普遍適用于所有人的不可變更的法。〔5〕186這才是我們所指稱的自然法。

　　而在廊下派( the stoicism) 看來，人和神共享正確理性，正確理性教導我們依自然而行動，由此可以過上具有美德的生活，而自然法具有一種引導力，能引導人類朝向美德。〔6〕西塞羅贊同廊下派的觀點，他關于“自然法”的著名表達是在《法律篇》第一卷第六節(jié)中，在那里，“自然”和“法”還是分離的，沒有直接修飾關系，沒有出現后來羅馬法中的 ius naturalis( 自然法) ，但是“自然”和“法”以理性為媒介。他說: “法律乃植根于自然的最高理性( lex est ratio summa insita in natura) ，……當這種理性在人的靈魂( hominis mente) 中得到確立和實現，便是法律。”〔7〕166也就是說，法律先和理性相關，而這種理性是生長于自然中的最高理性，“理性”連接了自然與法律。這里就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自然中怎么蘊含著理性? 第二，自然蘊含的理性如何被人認識到?

　　僅僅依賴現代知識可能無法回答第一個問題，但如果我們拋開現代知識，回到古代，問題迎刃而解，因為自然的后面有一個神，自然中蘊含的理性就是神的理性。這個理性一定是最高理性( ratio summa) 。所以，西塞羅在《論法律》第二卷接著說，法律來自某種憑借允許禁止之智慧管理整個世界的永恒之物( aeternum quiddam) 。〔7〕196這個永恒之物就是神。但是，人怎么能認識到神的理性呢? 其實西塞羅一開始就給出了答案，他認為人與動物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自然賦予人敏捷的心智，同時把一種自然的善的目的賦予人類。所以，人有能力認識到植根于自然中的理性，一旦你認識到，就在你的靈魂( mens) 中得到確立和實現，這便是自然法。可見，經歷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廊下派到西塞羅那里，自然法的概念才逐漸呈現出來。

　　2. 古典自然法的基礎———“善 α ' ρετη' ”

　　古希臘雖沒有西塞羅意義上的自然法，但有哲人立法，柏拉圖的《法律篇》乃哲人立法的產物。《法律篇》開篇提出法律起源于神，而神就是完整德性 ( πα～ σανα' ρετη' ν) ( 898c4) ，所以，立法者應該為了最大的德性而制定法律( 630c2) 。那么，法律的基礎就是 α ' ρετη' ( “善”或“德性”) 。此種德性觀和希臘人的神學宇宙觀密切相關。懷特海甚至認為，希臘人認為自然是一場戲，每件東西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每件東西都有他的歸宿和目的( tε ' λο) 。〔8〕8 這個目的并不是指外界的和你不相關的目的，而是一個屬于你的目的，或者你的歸宿，任何事物都要不斷向目的靠攏，目的指任何事物的理想狀態(tài)。所以，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說: “所謂‘善’亦即‘終極’，本為諸因之一。”〔9〕在亞氏看來，無論是自然事物還是實踐事務都蘊含此目的，所以《尼各馬可倫理學》開篇也說: “一切技術，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實踐和選擇，都以某種善( α ' ρετη' ) 為目標。”〔10〕3 而法律屬于實踐事務，當然也應該以善為目的。

　　在廊下派看來，遵從德性和遵從自然法很大程度上是重疊的，“為自身的緣故而值得選擇的有德性的生活，被理解為遵從自然法。”〔5〕187自然法是實現德性的一條路徑而已，德性乃自然法的引導。這直接影響了后來的羅馬法，羅馬立法是哲學的產物，因為它并不光是適應社會實際需要的經驗系統(tǒng)，而是首先確定了許多關于權利的抽象原則，然后再力求符合于這些原則。這些原則直接搬自廊下派哲學。〔8〕12

　　三、科學革命與古典自然觀的瓦解但是，這種古典自然法和古典自然法所賴以存在的古典自然觀，在十七世紀被顛覆了。“到 1700 年的時候，牛頓完成了巨著‘自然科學的數學原理’，整個世界進入了嶄新的現代。”〔8〕6 自此，人們不再認為宇宙是無限的，不再相信世界背后有善的意圖。自然觀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具體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 世界圖景的機械化

　　十七世紀之后，人們對宇宙的認識發(fā)生了極大的改變，從地心說到日心說僅僅是其中很小的一個變化，更大的變化是有限的、有序的宇宙變成了無限的、機械的宇宙。古代人認為，宇宙是一個分為天地兩層的有限球體，地球位于中心。托勒密繼承了這學說，發(fā)展出了更精致的均輪和本輪理論。但是十七世紀的科學重新解釋了宇宙: 第一，宇宙這個虛空是無限的。庫薩的尼拉古( Nicholas Cusanus) 首先反對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反對宇宙是有限的，反對世界由天球包裹。但是他并沒有斷言世界是無限的，因為無限要留給上帝。首次提出宇宙無限論的是帕林吉尼烏斯 ( Pier Angelo Manzoli) 在 1543 年所寫的《生命的天宮》( Zodiacus vitae) 。第二，宇宙的機械化，庫薩的尼古拉并不是一開始就反對宇宙自身和諧論，他甚至肯定了宇宙有自身的本性，例如他說: “每個星體的運動和閃爍僅僅是為了以更完美的方式存在。”〔11〕17所以，庫薩的尼古拉并沒有徹底反對古代的和諧宇宙論，但是也沒提出現代宇宙觀。

　　如果宇宙是無限的，有個問題困擾了那時的科學家: 星體的運動何以這么井然有序? 所以，有部分人認為宇宙的有序運轉是上帝的安排。例如理查德·本特利( Richard Bentley) 認為: 上帝不僅推動著 物 體 相 互 趨 近，而且還阻止它們離得太近。〔11〕166牛頓雖然提出了萬有引力定律，但卻沒有完全拋棄上帝，所以，遭到了萊布尼茨的嘲笑。牛頓的上帝必須經常為他的“鐘表”上緊法條，否則它就會停下來。這個上帝似乎很蹩腳。牛頓之后的理論發(fā)現世界不需要上發(fā)條了，這位上發(fā)條的人越來越無事可干了，世界不需要這項服務了。所以，牛頓之后一百年，拉普拉斯發(fā)展出了完美的新宇宙論，當拿破侖問他，上帝在他所著的《宇宙體系論》 ( System of the World) 中扮演何種角色時，拉普拉斯說，陛下，我所描述的世界不需要上帝的服務。自此，新宇宙論誕生，上帝成為了多余，自然目的論也被拋棄了。在這個宇宙中，永恒的無知根據必然定律在永恒的空間永不停息、漫無目的地機械運動著。宇宙從此不再神圣，花鳥魚蟲等自然界的美好、太陽東升西落等等都不再崇高，僅是微觀的化學反應或者宏觀的機械運動的結果。

　　《十七世紀科學革命與自然法的衰變》來源：《自然辯證法研究》2018年12期，作者：汪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