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掌握糧食安全主動權是安全的重要基礎，城市化帶來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以及勞動力價格上漲是否會對糧食安全構成威脅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從技術選擇具有多種途徑的視角出發，重新考察了勞動力短缺變化對糧食生產的影響。研究發現，勞動力價格上漲對糧食種植比例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對不同糧食作物的影響存在差異，勞動力價格上漲顯著促進了水稻、小麥、玉米種植比例的擴大，但對大豆和其他糧食作物種植比例存在顯著的抑制作用。要素相對價格變化顯著誘致了水稻、小麥、玉米機械品和生物品投入的增加，對大豆機械品投入的誘致作用顯著，但對大豆生物品投入的誘致作用不明顯，導致不同糧食作物生產方式轉型從而適應勞動稟賦變化沖擊的能力存在差異，這也是不同糧食作物生產軌跡存在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研究還發現，玉米調整能力最強、水稻其次、小麥再次、大豆最弱。研究認為，保障糧食安全，進一步增加現代生產要素供給尤為重要。

　　關鍵詞：勞動稟賦變化；技術選擇；糧食生產；結構調整

　　一、引言

　　在各項決策部署下，2019年底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得到初步控制，但全球范圍內的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續發酵，且有進一步加深的趨勢。疫情帶來的次生災害，使得一些糧食安全預期趨緊，引發了國際社會對于糧食安全問題的憂慮和恐慌。反思我國糧食生產的形勢，梳理糧食生產變遷的邏輯及其所面臨的困境，對于制定相關政策和鞏固糧食生產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21世紀以來，勞動力價格加速上漲，誘使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轉移至城市工業部門從事非農生產活動，農業勞動供給短缺變化已成為當前農業生產面臨的主要矛盾和挑戰，這一變化是否會對糧食安全構成威脅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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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勞動稟賦變化沖擊與糧食生產響應邏輯

　　市場化改革以來，城市工業部門的用工需求不斷增長，拉動了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如圖1所示，1985?2017年間，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由205.72元增加到3607.07元（2000年不變價），增長了16.5倍，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數由6713.6萬人增加到27579.1萬人。2017年底，農村地區非農化率達到51.8%，非農就業水平顯著提升。從時間變化上來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的10年時間里，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率快速提升，但從2007年開始，農民工工資加速上漲，農村勞動力轉移增速卻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勞動力轉移率明顯落后于就業創造率，此后“用工荒”現象表現出常態化特征，這意味著勞動力供給潛力開始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日趨枯竭，經濟進入了“劉易斯拐點”模式，有利的人口因素對農業生產的補充和調節作用逐漸減小，這不可避免地會對傳統小農經濟構成沖擊。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為了檢驗勞動稟賦變化對糧食生產結構的影響，構建如下計量回歸模型：Yit=+wageit+Xit+i+"it（1）YitwageitXiti"it模型（1）中，變量下標i代表省份，t代表時間。為某省某種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占該省農作物播種面積的比例，是被解釋變量。為勞動力價格，用糧食雇工工價衡量，是關鍵解釋變量。為一系列控制變量。為地區非觀測效應，以捕捉那些不隨時間變化的地區固定效應（如土壤質量、降水、氣溫等）；為隨機誤差項；為待估參數。礎設施建設和政策補貼支出等。本文使用各省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率表示財政支農強度。2004年以來，政府加大了對糧食主產區減免農業稅的力度，2005年進一步擴大農業稅免征范圍，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為了衡量農業稅政策變動對糧食生產的影響，本文引入農業稅政策變量指標。

　　（二）樣本、數據及處理。由于各地區土壤、氣溫、降水等資源稟賦狀況差異較大，不同糧食品種的區位分布不同，本文對不同糧食作物選擇不同區域樣本進行研究。首先對1998?2017年各省糧食作物播種面積進行累加，然后用地區累加值占全國比重進行排序，最后從高到低選出占全國98%的播種面積所對應的省份。樣本選擇過程中兼顧一些重要的糧食生產省份，如山東、河北水稻播種面積以及湖南小麥播種面積占比均偏低，考慮到三省均是糧食生產大省，也將這三省份納入研究范圍。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本回歸結果。在Hausman檢驗的基礎上，選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表2報告了對模型（1）的估計結果，6組方程的估計結果均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回歸方程是顯著的，適合用來分析。就糧食總體而言，勞動力價格的參數回歸結果為0.034，在10%統計水平上顯著，意味著勞動力價格每增加1倍，糧食比例增加3.4%。可以看出，勞動力價格上漲并沒有使糧食生產形勢惡化，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糧食生產比例的擴大。但面對勞動力價格上漲，不同糧食品種的表現存在明顯差異，勞動力價格對水稻、小麥、玉米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對大豆和其他糧食作物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從回歸系數來看，勞動力價格每增加1倍，各省傾向于增加4.9%的水稻播種面積比例，8.5%的小麥播種面積比例以及7.1%的玉米播種面積比例，同時減少18.3%的大豆播種面積比例以及19.8%的其他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比例。

　　（二）作用機制檢驗。以勞動力價格上漲為主要特征的勞動供給短缺變化并沒有使水稻、小麥、玉米等糧食生產的形勢惡化，相反一定程度促進了上述糧食作物生產比例的擴大，但其對大豆和其他糧食作物產生了明顯的抑制作用，這其中的差異是如何形成的呢？本文對此做進一步分析，由于其他糧食作物的投入產出數據缺失嚴重，以下分析暫不包括其他糧食作物。

　　五、糧食結構調整能力分析

　　勞動力外出務工、勞動力價格上漲一定程度促進了糧食生產比例的擴大，但不同糧食作物面對稟賦約束變化表現出一定差異，這種差異和作物的調整能力有關。認識和了解不同糧食作物的調整能力，對于進一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一定政策涵義。

　　六、結論與討論

　　技術進步是農業現代化轉型所依賴的重要因素。本文從技術進步具有多種途徑的視角出發，重新考察了糧食生產響應勞動稟賦變化沖擊的邏輯，評估了勞動力價格上漲對不同糧食作物生產的影響。研究結論有助于澄清勞動力剛性約束下糧食生產的技術選擇問題，同時也有助于深化對我國新發展階段糧食生產形勢的認識。研究結論如下：第一，面對勞動力剛性約束增強，糧食生產遵循要素稟賦結構及其相對價格體系，增加機械品和生物品投入，但不同糧食作物表現出很大差異。要素相對價格變化誘使水稻、小麥、玉米的機械品投入和生物品投入大幅增長，推動水稻、小麥、玉米生產方式加快轉型升級；要素相對價格變化對大豆機械品投入存在顯著的誘致作用，對大豆生物品投入的誘致作用不明顯，大豆生產方式轉型明顯落后于三種主要糧食作物。第二，水稻、小麥、玉米種植比例不因勞動力價格上漲而下降，相反，勞動力價格上漲一定程度促進了上述糧食作物種植比例的擴大，但勞動力價格上漲對大豆和其他糧食作物生產構成了顯著的抑制作用。原因在于水稻、小麥、玉米能夠有效借助機械技術和生物技術全面提升生產效率，有效緩解勞動力價格上漲沖擊，并在種植結構調整中占據有利位置。而大豆生產方式轉型不暢，生物技術的緩慢發展嚴重制約了大豆產出水平的提升，單純依靠降低勞動投入方面的努力不足以穩定大豆生產。在勞動稟賦變化沖擊背景下，機械技術和生物技術協同發展是鞏固糧食生產的兩個必要條件。第三，20世紀90年代以來，糧食結構調整能力不斷提升，這意味著將糧食生產規模調整到理想狀態所需要的時間大幅縮短。但不同糧食作物結構調整能力存在明顯差異，玉米結構調整能力最強、水稻其次、小麥再次，大豆結構調整能力則遠遠落后于以上三種糧食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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