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山東、山西、陜西和甘肅四省2016年和2017年經濟作物種植戶微觀調查數據，利用引入損失控制函數的Cobb-Douglas生產函數對水果、反季和順季蔬菜種植戶的農藥過量施用水平進行測算，運用二項Logit模型估計農藥施用技術培訓對農藥是否過量施用的影響，采用分位數回歸和傾向得分匹配考察農藥施用技術培訓對農藥過量施用戶過量施用水平的影響和因果效應，并進一步分析農藥施用技術培訓效果在基本特征不同的種植戶之間的差異。結果表明：經濟作物種植戶農藥過量施用現象較為普遍；參加培訓對種植戶過量施用農藥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培訓效果也因種植戶基本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培訓的影響程度隨農藥過量施用戶農藥過量施用水平的升高而下降，在農藥過量施用水平較低時，不同機構組織的培訓和不同模式的培訓均降低了種植戶農藥過量施用水平，其中村委會組織的培訓和田間指導的培訓效果較好。

　　關鍵詞：農藥過量施用農藥施用技術培訓傾向得分匹配經濟作物種植戶

　　一、引言

　　農藥的施用為農業生產率提高和農產品穩定供給做出了積極貢獻，但農藥過量施用造成了農業面源污染加劇、農業生態系統退化，已成為水體和土壤的主要污染源。農藥過量施用也導致食品安全和人體健康等諸多風險，雖然目前尚無直接證據表明農藥的過量施用是人體健康問題的誘因，但通常認為二者相關性頗高（Markeletal.，2015）。即便如此，農戶農藥用量仍居高不下，目前已成為世界最大的農藥生產國和消費國（Grungetal.，2015）。

　　二、農藥施用知識對農藥過量施用的影響

　?。ㄒ唬┺r藥過量施用的界定及動因

　　1.農藥過量施用的界定。按照經濟分析邏輯，農藥的最優用量應滿足農藥施用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當農藥施用的邊際收益低于邊際成本時，則為過量施用。

　　2.農藥過量施用的動因。農藥施用的利益相關群體主要包括農戶、農藥銷售商、地方政府和農產品消費者。農戶過量施用農藥主要源于“私利”，即農藥投入能穩定農業產出。雖然較多研究表明，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業副業化、兼業化現象較為普遍，但在當前收入格局下，農業仍不失為農戶增收的有效渠道。農藥銷售商同樣是出于“私利”，其農藥銷售收益和農戶農業產出密切相關，只有所售出的農藥有效控制了農作物病蟲害，才能吸引更多農戶購藥。這也導致農藥銷售商所提供的農藥施用建議往往高于標準，甚至提供禁用農藥（Wangetal.，2015）。與前兩者不同，地方政府對農藥施用的監管更多地是出于一種“公利”，存在公利權衡：一方面，在法律法規的約束下，為改善當地農業生態環境，當地政府有監管農戶過量施用農藥的動機；另一方面，嚴格執行農業環境保護政策可能會導致農作物減產，影響當地政府的政績指標。兩者權衡的作用下，農業生產監管通常不足（Grovermannetal.，2013）。在完全競爭市場中，消費者對安全農產品的需求能夠引導供給，從而促進農戶安全農藥施用行為。但是，農產品從生產者到消費者轉移的過程中存在信息失真和信息不對稱。第一，消費者不能分辨何為安全農產品，所仰賴的是公權力部門對安全農產品的認證和監管，而當前安全農產品認證亂象叢生，造成信息失真；第二，即便農戶合理施藥，生產安全農產品，但由于缺少認證，也不能被消費者認可，導致信息不對稱。信息失真和信息不對稱導致農產品市場對安全農產品生產的有效引導不足。

　　（二）農藥施用知識對農戶過量施藥行為的影響

　　在發展家，農戶農藥施用知識欠缺是普遍現象。農戶對雜草和病蟲害的種類不能合理區分，在病蟲害等侵襲時很難對癥下藥（KhanandDamalas，2015），一般情況下，農戶依賴于經驗判斷施用農藥（朱淀等，2014b）。這種依賴一方面可能導致農戶錯用農藥而貽誤病蟲害最佳防治期；另一方面會促使農戶進一步施用農藥以期挽回損失，從而增加施藥成本。二者均會助長農藥過量施用。目前，農藥過量施用嚴重，農藥的有效利用率僅為35%（劉振偉，2014），其余部分農藥大多隨風和降水進入空氣、土壤和河流中，造成土壤退化、水源污染等一系列環境問題。農藥施用知識不足成為制約農戶農藥合理投入的關鍵，致使農戶的施藥行為缺乏科學指導，即便完全理性的農戶，由于農藥施用知識的匱乏，其農藥用量也可能與經濟意義上的最優用量相背離。

　　三、研究方案設計

　　（一）農藥過量施用的理論分析

　　基于經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假設農戶是理性人，其農業生產目標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即：iiipYrZwX?????（1）（1）式中，?為農業生產凈收益，p為單位農產品價格，Y為農產品總產量，ir為除農藥外其他要素的單價，iZ為除農藥外其他要素的投入量，w為農藥單價，X為農藥投入量。在實現私人收益最大化時，農藥最優用量應滿足一階導數條件

　?。?）式中，?d為農藥施用的邊際產出價值（VMP），當/VMPw=1時，農藥用量為經濟意義上的最優用量；當/VMPw大于1時，農藥用量不足；反之，則為過量施用。

　?。ǘ蕦嶒炘O計

　　對于受訪者是否參加過培訓，本文將參加者作為處理組，未參加者作為對照組。處理組平均處理效應（ATT）為參加過培訓的受訪者農藥用量的期望值與假設其未參加過培訓情況下農藥用量的期望值之差：

　　四、數據來源與樣本統計特征分析

　?。ㄒ唬┺r戶選擇及樣本分類

　　1.調查對象選擇。果蔬類經濟作物利潤空間較大，導致其生產中農藥用量遠高于糧食作物，其中，設施蔬菜等反季作物尤為甚之。故本文選擇水果和蔬菜種植戶為研究對象。

　　2.樣本分類。為避免不分種植類型對農戶投入產出進行分析可能帶來的誤差，且鑒于水果和蔬菜本身的差異，本文首先將水果種植戶作為一類。考慮到反季蔬菜種植中的農藥用量遠高于順季蔬菜種植，故進一步將蔬菜種植戶分為反季蔬菜種植戶和順季蔬菜種植戶。本文樣本所種植的果蔬中水果為哈密瓜，反季蔬菜為番茄，順季蔬菜包括黃瓜、茄子等常見蔬菜。即本文研究對象包括水果、反季蔬菜和順季蔬菜種植戶三類。

　　（二）數據來源

　　為保證樣本的合理性和代表性，本文數據來源于課題組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對山東、山西、陜西和甘肅果蔬種植戶的隨機抽樣調查。課題組在每個省隨機選取2～3個縣，在每個縣按照農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高、中、低隨機選取3個鄉（鎮），按照同樣方法在每個鄉（鎮）選取3～4個村，在每個村按照果蔬種植戶數隨機發放10～15份問卷，受訪者為果蔬種植戶的戶主。課題組共發放問卷1300份，回收有效問卷1223份，有效率為94.08%。

　　參考文獻

　　1.黃季焜、齊亮、陳瑞劍，2008：《技術信息知識、風險偏好與農民施用農藥》，《管理世界》第5期。

　　2.劉振偉，2014：《對我國農業立法工作的幾點思考》，《農業經濟問題》第12期。

　　3.米建偉、黃季焜、陳瑞劍、ElaineM..Liu，2012：《風險規避與棉農的農藥施用行為》，《農村經濟》第7期。

　　4.應瑞瑤、徐斌，2014：《農戶采納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示范效應分析——以病蟲害統防統治為例》，《農村經濟》第8期。

　　李昊李世平南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