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實現2020 年全面脫貧的國家倡議，做好鄉村振興背景下的精準扶貧工作，需要政協及社會力量的支持和參與?‍‌‍?‍‌‍‌‍?‍?‍‌‍?‍‌‍?‍?‍‌‍?‍‌??‍?‍?‍‌‍?‍?‍?‍‌‍‌‍‌‍‌‍?‍‌‍?‍???‍?‍?‍?‍?‍?‍?‍‌‍?‍‌‍?‍‌‍‌‍‌‍?。首先，運用案例分析研究方法，基于鄉村振興背景下瀘州政協精準扶貧的實踐，認為：結對幫扶、提供就業、捐款捐資、發展脫貧產業、興辦經濟實體、助力集體經濟發展等措施行之有效，具有推廣應用價值?‍‌‍?‍‌‍‌‍?‍?‍‌‍?‍‌‍?‍?‍‌‍?‍‌??‍?‍?‍‌‍?‍?‍?‍‌‍‌‍‌‍‌‍?‍‌‍?‍???‍?‍?‍?‍?‍?‍?‍‌‍?‍‌‍?‍‌‍‌‍‌‍?。其次，總結提煉出“政協+ 企業幫扶+ 產業扶貧”“政協+ 企業幫扶+ 教育扶貧”“政協+ 企業幫扶+社保扶貧”“政協+ 危房改造扶貧”“政協+ 就業扶貧”等五種符合瀘州實際的精準扶貧模式的經驗。再次，提出鄉村振興背景下瀘州政協參與精準扶貧中面臨的問題。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深度貧困問題突出；致貧因素復雜交織，脫貧摘帽難度增大；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缺乏內生脫貧動力。從嚴格監督驗收、調研社情民意、加大政策宣傳等三個方面提出創新瀘州政協參與精準扶貧的路徑。

　　[關鍵詞］鄉村振興；人民政協；精準扶貧；瀘州市

　　一、鄉村振興背景下瀘州政協參與精準扶貧的實踐

　　2018 年9 月21 日，習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打好脫貧攻堅戰是實施鄉村振興倡議的優先任務。貧困村和所在縣鄉當前的工作重點就是脫貧攻堅，要保持目標不變、靶心不散、頻道不換。”

　　（一） 鄉村振興背景下瀘州政協參與精準扶貧實踐的措施

　　為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近年來，瀘州市政協始終將助力精準扶貧工作作為履職為民的切入點，在各民主黨派和政協委員中開展“我為扶貧攻堅做件事”活動（見表1）。引導各民主黨派和廣大政協委員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限于篇幅，表1 僅列舉了瀘州市政協、瀘州民革、瀘州民建、江陽區政協、納溪區政協、瀘縣政協和合江縣政協的實踐案例），主動、積極作為，為鄉村振興背景下瀘州的精準扶貧獻計出力。

　　通過結對幫扶、招商引資、提供就業、捐款捐資、資助困難學生、發展脫貧產業、興辦經濟實體、助力集體經濟發展等措施（見表1），瀘州市鄉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正在逐漸變為現實。根據《中共瀘州市委關于全力推進扶貧攻堅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的部署，“2015 年，瀘州市貧困村退出67 個、貧困人口脫貧8.36 萬人；2016 年，貧困村退出74個、貧困人口脫貧7.98 萬人；2017 年，貧困村退出77 個、貧困人口脫貧8.06 萬人；2018 年，貧困村退出73 個、貧困人口脫貧7.49 萬人；2019 年，貧困村退出33 個、貧困人口脫貧3.79 萬人。（見圖1）2019年，瀘州市絕對貧困將成為歷史，3 個貧困縣（古藺縣、敘永縣、合江縣）、324個貧困村和全市現行貧困標準下的35.7 萬農村貧困人口（2014 年年底精準識別數據）全部脫貧摘帽，到2020 年，瀘州市將與全國一道解決絕對貧困問題。”[1]

　　（二） 鄉村振興背景下瀘州政協參與精準扶貧的經驗總結

　　鄉村振興背景下，為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對精準扶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瀘州政協和政協委員們履職盡責，在精準扶貧的實踐中，探索出了“政協+ 企業幫扶+ 產業扶貧”“政協+企業幫扶+ 教育扶貧”“政協+ 企業幫扶+ 社保扶貧”“政協+ 危房改造扶貧”“政協+就業扶貧”等精準扶貧模式，這些符合瀘州實際的經驗正促進貧困人口脫貧。

　　1.“政協+ 企業幫扶+ 產業扶貧”模式。所謂“政協+ 企業幫扶+ 產業扶貧”模式，就是政協委員起引領和帶頭作用，通過自辦企業或幫扶企業這一載體，采用產業幫扶的途徑幫助貧困人口發展產業，實現脫貧致富。瀘州市納溪區鳳林蟲草雞養殖專業合作社理事長申光平不僅是一名肢體殘疾人，還是瀘州市第八屆政協委員、納溪區第十屆政協委員。在申光平的帶領下，“政協+ 企業幫扶+ 產業扶貧”模式在試用推廣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全社共有1466 戶家庭開始采用“政協+ 企業幫扶+ 產業扶貧”模式進行蟲草雞的規模化養殖，其中有766戶貧困戶積極參與進來，占全社的比例為52.25%。貧困戶社員通過養殖蟲草雞，年收入高于當地平均水平35%。10 年間，申光平身殘志堅，積極鉆研，探索出了蟲草雞養殖模式。截至2016 年，瀘州市納溪區鳳林蟲草雞養殖專業合作社建立起標準化養殖基地19 個，發展社員超過180 余人，產品遠銷上海、廣州等地。

　　2.“政協+ 企業幫扶+ 教育扶貧”模式。所謂“政協+ 企業幫扶+ 教育扶貧”模式，就是政協委員發揮橋梁和紐帶作用，通過商會、企業、社會組織、社會團體等載體，采用教育幫扶的途徑幫助貧困人口子女外出讀書，實現脫貧致富。以納溪區豐樂鎮為例，該鎮充分發揮政協委員聯系商會、企業的橋梁和紐帶作用，積極與愛心企業搭橋牽線，讓愛心企業與貧困學生進行“1+1”或“1+N”結對幫扶（即一個企業結對幫扶一個貧困學生或一個企業結對幫扶N 個貧困學生），給予貧困學生經濟資助和精神鼓勵。2015 年，共有12 位愛心企業家與15 位新考入大學且生活貧困的學子結成教育扶貧對子。這12 位愛心企業家承諾負責15 位貧困學生在大學期間的全部費用，直至這15位貧困大學生畢業參加工作。

　　二、鄉村振興背景下瀘州政協參與精準扶貧面臨的問題

　　鄉村振興背景下，瀘州市下轄的古藺縣和敘永縣是國家級烏蒙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重點縣。同時敘永縣是四川省最大的少數民族雜散居縣。古藺縣也是四川省雜散居少數民族人口較多的縣，除此之外，敘永縣和古藺縣還是革命老區。合江縣則屬于《四川省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確定的“四大片區”中的烏蒙山片區省級貧困縣。集深度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三位一體的貧困現狀，使得瀘州市政協參與精準扶貧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復雜交織，任務艱巨?‍‌‍?‍‌‍‌‍?‍?‍‌‍?‍‌‍?‍?‍‌‍?‍‌??‍?‍?‍‌‍?‍?‍?‍‌‍‌‍‌‍‌‍?‍‌‍?‍???‍?‍?‍?‍?‍?‍?‍‌‍?‍‌‍?‍‌‍‌‍‌‍?。具體問題如下：

　　（一）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深度貧困問題突出

　　一方面，貧困地區與非貧困地區之間由于地理環境、氣候條件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使得瀘州市貧困地區與非貧困地區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不平衡的態勢。瀘州市下轄3 區4 縣中，江陽區、龍馬潭區、納溪區、瀘縣和合江縣均已消除絕對貧困，目前只剩古藺縣和敘永縣還未脫貧摘帽。此外，區域性貧困特征十分明顯，瀘州市324 個貧困村中58.64%的貧困村分布于高寒山區，16%貧困村分布在地質災害頻發地區，脫貧難度大。另一方面，根據有關部門的數據顯示：2019 年，瀘州市貧困村要退出33 個、貧困人口要脫貧3.79萬人，這其中有75.4%的貧困戶、79.47%的貧困人口分布在烏蒙山片區（古藺縣、敘永縣和合江縣）[2]，集中連片貧困和深度貧困問題較為突出，進一步加重脫貧摘帽的壓力。

　　（二）致貧因素復雜交織，脫貧摘帽難度增大

　　根據有關部門的統計顯示（如圖2 所示）：以瀘州市2015 年底剩余建檔立卡貧困戶貧困人口致貧因素為例，因病致貧所占比例為50.37%、因殘致貧所占比例為12.85% 、缺技術致貧所占比例為11.69%、缺資金致貧所占比例為8.53%、缺勞動力致貧所占比例為6.39% 、因學致貧所占比例為3.94%、自身發展能力不足致貧所占比例為2.67%、交通落后致貧所占比例為2.12%、其他因素致貧所占比例為1.44%[2]，致貧原因呈現出復雜交叉的特征，進一步制約村里的人才振興。

　　三、鄉村振興背景下瀘州政協創新參與精準扶貧的路徑

　　“鄉村振興的前提是擺脫貧困”，為助力瀘州爭創全省經濟副中心，亟須創新瀘州政協精準扶貧的路徑。基于此，擬從嚴格監督驗收、調研社情民意、加大政策宣傳等方面進行探討。

　　“在精準扶貧政策的執行過程中，政協委員要參與監督，以確保全面落地落實”[3]。自2016 年以來，江陽區政協利用開展走基層活動的機會，走遍江陽區群利村全村的12 個社，就地召開20 余次群眾座談會，收集到6 條群眾意見。為了滿足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江陽區政協逐條督促解決。除此之外，2017 年，瀘縣政協聯合多部門開展督查工作，要求對危房改造進度實行周報告，對嚴重影響危房改造項目進度，經督查后整改依舊不到位的鎮（街道），報告縣委、縣政府，由縣委督查室進行通報。可見，精準扶貧政策執行過程中，需要政協和政協委員的監督、督導，并且要實現政策執行過程監督、督導的常態化，以此形成監督、督導制度，提高政策執行效率，精準扶貧模式推廣應用才能有規可循。

　　參考文獻：

　　[1]中共瀘州市委關于全力推進扶貧攻堅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EB/OL].

　　[2]關于印發瀘州市“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的通知[EB/OL].

　　[3]覃元元.發揮政協委員在精準扶貧中的作用[J].決策與信息，2016（09）:158-162.

　　陳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