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沒有農業現代化，沒有農村的繁榮富強，沒有農民的安居樂業，國家現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習近平同志指出：“農村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三農”問題不是永恒不變的，在不同歷史時期，“三農”所關注的焦點和任務有所不同，但“三農”問題自始至終都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最基本的問題。“三農”問題與我國的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生態文明建設、可持續發展以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等緊密相關。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之所以能夠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主要是依靠農民，民主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農民問題。新時期以來，伴隨著市場化改革，我國對“三農”問題關注的廣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不斷加大惠農富農政策力度的同時，深入推進農村各項改革，破解“三農”難題、增強創新動力、后植發展優勢，積極推進農業現代化，提高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水平，讓農村成為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通過對建黨初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歷程進行探析，努力為當前更好地解決“三農”問題提供經驗借鑒。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三農”問題；認識歷程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伊始就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隨著時代、社會的變遷以及黨的主要任務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歷史階段。

　　一、建黨初期對“三農”問題的認識

　　（１９２１—１９２７）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在總結實踐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逐步完成了對農民問題的認識，由不重視到比較重視的轉變，同時對農村經濟的重要性進行了闡述，形成了工農聯盟思想。

　　（一）黨對農民問題的認識由不重視到重視的轉變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沒有系統、深刻地把握和理解，沒有準確把握中國社會的性質和革命特點，同時缺乏領導農民斗爭的實踐經驗，導致農民問題未能引起黨的重視，“一大”對農民問題的認識不夠全面。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領導工人運動［１］。黨的“一大”后，一些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在實際工作中看到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開始領導農民反對地主奸商囤積糧食、壟斷市場和高利盤剝斗爭。隨著對我國基本國情的準確把握和對農民在我國革命戰爭中地位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以及在共產國際和列寧的幫助下，“二大”前后中共中央逐步改變了對農民問題認識的狀況。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問題的同時，對我國的農村和農民問題也進行了討論，并做出了黨的歷史上首個《農民問題決議案》，對“三農”問題的重要性做了一系列論述。在同年１１月召開的“三屆一中全會”上，“三農”問題也被列為重要議題。

　　（二）對農業基礎地位的認識黨的“一大”到“二大”這段時間內，由于黨的精力全部傾注于城市和工人運動，缺乏對農村實際的深入了解，以及陳獨秀對中國社會變化的僵化理解。黨對鴉片戰爭前后農村自然經濟的區別尚不清楚，以為中國農村經濟依然是完整的封建小農經濟，還沒有認識到它已經變成了半封建經濟。黨的“二大”之后對農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及其狀況進行了分析。１９２２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國共產黨對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中明確指出“農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的基礎”［２］。陳獨秀在《中國農民問題》中指出，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農業是國民經濟之根基。１９２３年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后，克服了從前認為我國農村經濟還是完全的自然經濟的不確切認識，得出了我國農村社會已經不是完整的自然經濟社會，從而為黨更加確切地認識整個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為黨制定正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提供了基礎。

　　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總結失敗的經驗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我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國情相結合，在獨立領導土地革命戰爭的新時期，對農村、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以及發展農業生產和土地改革認識的進一步深化。

　　（一）對農村、農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的認識國民革命的慘痛教訓，迫使中國共產黨對以往在農村、農民問題上的錯誤進行深刻反思，從慘痛的失敗教訓中進一步深化了對農村、農民問題的認識。早在國民革命后期，毛澤東就已開始關注農村和農民問題，他認為解決農民問題是我國革命的中心問題。在對中國農村經濟性質、農村地理狀況和農民革命及其對中國政治深刻影響的科學把握基礎上，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方針，使黨對“三農”問題的重視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一方面為工農武裝割據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經濟條件；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白色政權彼此之間的長期矛盾和戰爭，為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波浪式發展提供可靠的政治條件。農村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戰場和主陣地，農民是中國革命斗爭的主力軍。

　　（二）對發展農業生產的認識隨著革命斗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國民黨軍事進攻與經濟封鎖的加緊，通過發展農業生產來支持革命戰爭的問題逐漸凸顯出來，并且擺在黨的工作的重要位置。由于蘇區基本上處于鄉村，以農業經濟為基礎，又長期處于敵人包圍之中，因此決定了蘇區經濟建設主要是發展農業生產。黨中央立足于當時蘇區的特殊環境，認為要發展農業生產必須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必須把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放在蘇區經濟建設的突出位置；第二，必須堅決實施以糧食種植業為主，以多類種養相結合的方法；第三，要廣泛開展互助合作運動，使農業生產的組織形式進一步恢復與發展；第四，要通過廣泛開展勞動競賽等活動，充分調動農民群眾的生產主動性、積極性，以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在上述思想、方針、方法的指導下，經過農民群眾的努力，蘇區的農業生產獲得較快發展。

　　三、抗日戰爭時期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抗日根據地在廣大農村地區建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通過對農村民主政權建設和農民負擔問題的認識和實踐以及對減租減息政策的準確把握與實踐，不僅發動了廣大農民群眾，并且團結了一切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民主力量投入到抗日武裝斗爭中來，最終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一）對農村民主政權建設的認識與實踐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原則基礎上對各抗日根據地的鄉村基層政權進行了符合實際的改造。一方面，在堅決貫徹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前提下，在民主政權建設過程中實行“三三制”，即中國共產黨的黨員、黨外左派、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實施反奸清算、推行民主制度、建立民兵組織等有效措施，全面徹底地改造了舊的國家政權，使得廣大農民群眾真正能夠享受到現代民主政治。

　　（二）對農民負擔問題的認識與實踐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建立的抗日根據地絕大多數都處于敵后的廣大農村地區，不僅經濟文化相對落后，人民生活貧困，而且艱難抵抗著７０％以上的日寇和９０％以上的偽軍，戰爭造成的破壞和巨大消耗，財政困難，供給嚴重不足是黨和根據地人民面臨的最大困難。如何既能保證革命戰爭的需要，又不致“竭澤而漁”是黨中央面臨的一個“兩難選擇”問題。為了切實減輕農民負擔，中國共產黨堅持軍民兼顧，合理承擔的原則；建立了高效合理的農業稅費制度；在對農民負擔攤派的過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合理；與民主建政相結合，有效整理鄉村財政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在正確處理了革命戰爭與人民生活之間的關系同時，不僅取得了抗戰勝利，而且擴展了根據地。

　　四、解放戰爭時期黨對“三農”問題的認識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解放戰爭時期是中國革命發展并取得全國性勝利的關鍵時期。在這段時間里，中國共產黨深化對土地改革的認識，對農村基層組織和新形勢下的城鄉關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一）對土地改革認識的深化土地改革是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最大的經濟改革運動。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黨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由于此時國共“和談”還未徹底破裂，因此，“五四指示”采取比較緩和的、以清算為主的方式將地主階級多余的土地歸還給農民。隨著國民黨全面發動內戰，國共兩黨的“和談”的徹底破裂，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解放區的土地政策也開始改變，其標志性政策就是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０頒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重點強調“群眾路線”和“徹底平分土地”的政策，以求在全國迅速、徹底的完成土地改革。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在《關于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的指示》中正式提出:不能性急，應該依靠當地環境和農民群眾的覺悟程度以及領導層的強弱來決定土地改革工作進行的速度。此舉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思想已經逐漸成熟起來。

　　（二）關于整頓黨的農村基層組織的認識解放戰爭時期，無論是在倡議防御階段，還是在倡議進攻階段，都需要有鞏固的農村根據地作支撐，而要得到鞏固的農村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就必須要建立可靠的農村基層組織以穩固農村的基層民主政權，以便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擁護和順利實施黨的一系列農村政策。因此，合理地整頓和重組農村基層黨組織便成了解放戰爭時期“三農”問題的重要內容之一。由于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數量在抗戰勝利前后迅速增加，到１９４７年，黨員數量已經從“七大”召開時的１２１萬人發展２７０萬人，這些新黨員，尤其是農村基層組織中的黨員，是在戰爭和土地改革激烈進行的條件下加入的，一些不良的作風和習氣被帶進黨內，使一些黨組織和群眾相脫離。面對這種情況必須加強對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整頓，毛澤東同志指出:“為了堅決徹底地貫徹落實土地改革，鞏固人民解放軍的大后方，必須整編黨的隊伍”［３］。這個任務如果不解決，我們在農村就不能前進。

　　［參考文獻］

　　［１］中共中央文件選集（１９２１－１９２５）［Ｍ］．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８３:７．

　　［２］武力，鄭有貴．中國共產黨“三農”思想政策史（１９２１－２０１３年）［Ｍ］．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５．

　　［３］毛澤東選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２５２－１２５３．

　　［４］劉少奇選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４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