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壅荨肚椴伞肥恰段男牡颀垺废掳氩康木V領，從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闡述了文章寫作中應遵循的創作規范?‍‌‍?‍‌‍‌‍?‍?‍‌‍?‍‌‍?‍?‍‌‍?‍‌??‍?‍?‍‌‍?‍?‍?‍‌‍‌‍‌‍‌‍?‍‌‍?‍???‍?‍?‍?‍?‍?‍?‍‌‍?‍‌‍?‍‌‍‌‍‌‍?。劉勰以“情”（質）指稱文章中的個人感性情緒和理性思考，以“采”（文）指代聲律辭藻等一眾寫作技巧，以及文辭的扼要精煉。具體來看，劉勰將文章寫作劃為三個層次，一曰“質文并重”，強調文章寫作中內容、形式應相輔互濟，不可有所偏廢；二曰“先質后文”，昭明內容與形式的主從關系，主張文采形式要為思想內容服務；三曰“為情造文”，申明思想內容應出乎真情，辭藻文采應恰當適度，并強調設立正確的規范來表達情感，使文章既有文采又突出思想情感，既為情造文又臻于文質彬彬。

　?。坳P鍵詞］《文心雕龍·情采》；質文并重；先質后文；為情造文

　　綜觀《文心雕龍》50篇，只有《宗經》《情采》兩篇針對所有文體從宏觀上對內容與形式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探討。就全書而論，《宗經》是基礎，為全書確定了綱領，其中關于作文的核心主張——“六義”說分別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對文章寫做做出了總體要求。而《情采》則是下半部的綱領，所提出的“質文并重”“質而后文”“為情造文”等思想，從內容和形式的關系角度具體闡述了各體文章應遵循的創作規范，在源頭上扶正固本，對當時及后世的文章寫作理論都極具開拓和指導意義。

　　一、剖“情”析“采”

　　既然探討《情采》篇，首先應該對“情采”一詞辨析明確，否則一切論述都將是沙上建塔。在該篇中，“情”“采”分別各有所指。本文為便于表述和理解，依王志彬先生的觀點，認為“情”“采”大致相當于文章的內容和形式。但需指明，劉勰之“情”“采”并不等同于西方文學理論中的“內容與形式”，更不是哲學命題中的“內容形式辯證關系”。只能說，“情”“采”蘊含一部分“內容”和“形式”的要素，與之相近但不相同。

　　具體來看，“情采”之“情”含有兩個層面的意思。既指蘊含人身五性的一己之情，又指理性層面的“情理”“情志”等。如《情采》所言之“志思蓄憤”“吟詠情性”等，是一己之情；“理定而后辭暢”“述志為本”“將欲明理”“心理愈翳”等，則是理性層面的志向或道理。劉勰如此廣泛地界定“情”之范疇原因有二，其一，《文心雕龍》一書主旨為“言為文之用心”。劉勰之初衷是以此書指導當時各體文章寫作的。因此《情采》所針對的絕非后世狹義的“文學”，并非單就詩賦而論，而是囊括詩賦、銘誄、奏議、書論等在內的眾多文體，將有韻之文、無韻之筆盡數網羅在內。單以一己之情指代各種文章的內容，自是不夠全面的。其二，《文心雕龍》全書立論根本在于“征圣”“宗經”。即以圣人之言、“五經”典籍為宗法對象。先秦時儒家所稱的“情”“志”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并未如漢代以后將“情”“志”對立，以致“緣情”“言志”分道揚鑣。因此劉勰所言之“情”，也是與“志”“理”合而論之的。

　　關于“情采”之“采”，也含有兩個方面，一是指聲律、對偶、辭藻、用事等文章辭采；二是指文章中蘊蓄的“秀氣”。這里需對“辭采”“秀氣”等略作辨析。在論述第一類“采”時，一些學者習慣表達為“有韻之文中的聲律、對偶等”，這是欠妥的。劉勰所處之世，因辭采過分使用而導致的淺濫訛新絕不僅存在于“有韻之文”中，在“無韻之筆”中亦漸成風氣。這也是《文心雕龍》在“文學自覺”的時代卻仍持相對廣義的文學觀的原因。正因“矯訛翻淺”不止詩賦需要，各類文體都有必要，故而筆者認為在“聲律、對偶”的表述中加入“辭藻”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將“采”僅局限于“有韻之文”的誤會，也更合乎《文心雕龍》的語境。關于第二類所言之“秀氣”，最早見于周振甫先生之說。但周譯及往后持此說之學者對于“秀氣”多是直譯甚至不譯，語焉不詳，未有確解。筆者認為，周先生引《征圣》“精理為文，秀氣成采”補充解釋“情采”之“采”是允當的。而具體理解“秀氣”應從三個方面加以討論。首先，“秀氣”的出處，即《征圣》篇贊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這里也是大致從內容形式兩方面說明圣人之言的。此處之“文”并非是“文采”，而是圣人之文。譯為“圣人的文章包蘊著精深的道理，以靈秀之氣化作文采”。可知“秀氣”是偏向于形式方面的。其次，鑒于《文心雕龍》是“子書型的文評”，雖分為具體的上下50篇，但是彼此并非相互割裂，而是融為一體的。因此，應勾連全書以求他山之石。故筆者試以《風骨》之“骨”訓于“秀氣”?！讹L骨》篇的“骨”是對構辭的要求，針對“瘠義肥辭，繁雜失統”之弊提出，主張“結言端直”“捶字堅而難移”。劉勰在此表明對文采的要求不是簡單的多或少，而是是否具備挺拔端直、精煉遒勁的“文骨”之美。這里也蘊含著作者因宗經而體現出的文學審美，即《征圣》中的“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以及《宗經》中的“辭約而旨豐”“酌雅而富言”“義貞而不回”“體約而不蕪”等。第三，從《情采》本篇來看，亦可與上述觀點相契。如“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再次提出了文章應具備“要言不煩”這一特質。因此筆者以為“秀氣”確為“采”的一方面，大體指文辭方面的扼要精煉、典雅簡明。綜上可知，關于“情采”之“采”，應囊括兩方面，一是聲律、對偶、辭藻等辭采；二是蘊蓄于文章中的“挺拔秀氣”?‍‌‍?‍‌‍‌‍?‍?‍‌‍?‍‌‍?‍?‍‌‍?‍‌??‍?‍?‍‌‍?‍?‍?‍‌‍‌‍‌‍‌‍?‍‌‍?‍???‍?‍?‍?‍?‍?‍?‍‌‍?‍‌‍?‍‌‍‌‍‌‍?。

　　另，某些學者依據“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一句，認為思想情感也屬于“采”。持此說者將“形文五色”和“聲文五音”與辭藻聲律等關聯起來，作為特指，與“五性”所代表的思想情感并為文章之“采”。但如此理解不免將此處的“文”范圍縮小了。試想，文采包羅眾多，就《文心雕龍》下篇提及的如“夸飾”“事類”“隱秀”“附會”等諸多“采”的具體內容而論，已非“五色”“五音”能道盡。而觀上述原文，蓋知此三者是總論確立文采之道，并非對文采的分類。筆者以為，理解這句話，首先要明晰“立文之道”的“文”所指為何?！对馈烽_篇即言明：“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本文綜王元化、楊明、游志誠三位先生的解釋，將此句譯為“人文由來已久，很了不起，與天文、地文一起發生”?？芍獎③脑凇对馈分兴撝?ldquo;文”范圍極廣，囊括天地之文和人文。而《情采》篇所謂“立文之道”的“文”，是對《原道》中“人文”的進一步論述，從“形聲情”三個角度闡述確立“人文”中一切文采的方法。“五色雜而成黼黻”，代表由加工色彩所構成的一切紋飾、事物；“五音比而成韶夏”，則言一切在人類文明下誕生的音樂；而“五情發而為辭章”，總述文章寫作之道，鋪墊“為情而造文”的作文主旨。最后劉勰認為，這一切人類文采的確立，都同天地之文一樣，乃“神理之數”，自然而然。后文一切的論述，也是基于“情文辭章”所言。

　　綜上所述，《情采》之“情”是指感性層面的一己之情和含蘊理性思考的義理、志向，大致相當于今人所謂的“文章內容”；“采”指的是聲律辭藻用典對偶等寫作技巧，以及文辭的扼要精煉，近于今天的“文章形式”。

　　二、文附質、質待文

　　劉勰在《情采》篇開宗明義地提出了“質文并重”的觀點：

　　圣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漁網之上，其為彪炳，縟采名矣。

　　強調世間一切事物都是質文兼備，相互依附，不然就難以存在。其中“質”相當于“情采”之“情”，“文”相當于“采”。“質文”之說出于孔子，是先秦儒家最核心的文學思想之一?！墩撜Z·雍也》有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里既體現著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修身樹德方面的要求，也為后世文學從內容形式兩方面出發構建了一種文學審美觀?？鬃颖救耸菢O重視文學的功利性作用的，如《泰伯》篇所言：“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這是將文學與個人德行聯系在了一起。又如《子路》篇云：“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從側面反映出了文學應服務于政事的態度。及至《陽貨》篇所說的“興觀群怨”，更是賦予文學以廣泛的社會意義。這些都是在“質”的層面加以論述的，但孔子同時并不忽視文采。《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之言寫道：“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足見孔子對于文采的重視。漢儒整理的經文《儀禮·聘禮》也談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這是對先秦“文質”論的總結，也體現了漢儒的作文觀，更是劉勰“質文并重”思想的直接來源。

　　若向更深處追溯，這種質文并重的思想還是中華傳統美學的重要范疇之一：中和之美思想在文章寫作層面的體現?！渡袝?middot;舜典》中的“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對“中和之美”的早期闡釋；及至《論語》中的“思無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國語》中的“和實生物”，甚至于《老子》中所稱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等，都表達了先民對于事物不偏不倚、陰陽中和的美學觀的向往，成為中華民族本土哲學及美學的深層積淀。這一觀念深深浸育著劉勰的文學思想，外化為其“文質并重”的作文觀，也是《情采》篇中一切文學思想在哲學層面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可是在劉勰所處時代前后，質文并重的文學思想卻漸被忽略。晉宋之世，隨著文學“自覺”意識不斷發展，詩賦駢文及各類實用文體陷于華美，缺失了先秦文學作品所具備的相對質樸的文風、真摯的情感，以及兩漢經學強調的“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政教作用，一時間“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1］。劉勰作為一名傳統士人，自幼得圣人“垂夢”，長懷“樹德建言”“達于政事”之志，其文學審美以經文“六義”為本，因此對其時“采濫忽真，遠棄風雅”的浮詭之作極為不滿。這是他提出質文并重之作文觀的現實背景之一?；诖耍瑒③倪M一步闡明，文章寫作在“質”的方面應“綜述性靈，敷寫器象”，抒發作者內心的真情實感，對所描寫事物進行鋪敘陳說，使文章內容不流于空泛；在“文”的方面要“鏤心鳥跡之中，織辭漁網之上”，對文辭也應加以雕琢，如此方能令文章彪炳后世，合于“文質彬彬”的為文正道。

　　劉勰提出文質觀的另一現實背景是當時有一些論者雖反對浮艷文風卻矯枉過正。如與他同時的裴子野從社會政治意義出發強調文章應“勸美懲惡”，卻視“文采”為“雕蟲之藝”“亂代之征”，一味推崇“四始六義”，將屈原以下之文章一概抹殺［2］。劉勰對此并不認同。《時序》篇中寫道“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質文沿時，崇替在選”，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風尚，不能囿于一時而不思進取。這是對裴氏等人所持復古保守觀點的扶正。而在《情采》篇中，劉勰針對文采的運用更進行了深一步闡述：

　　《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

　　劉勰以先秦典籍為例指出，《孝經》教導人們在居喪期間不能說有文采的話，說明日常言語是帶有文采的；《道德經》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而書中五千言又頗具辭采。可見文采不論對日常生活還是文章寫作都是不可廢棄的?‍‌‍?‍‌‍‌‍?‍?‍‌‍?‍‌‍?‍?‍‌‍?‍‌??‍?‍?‍‌‍?‍?‍?‍‌‍‌‍‌‍‌‍?‍‌‍?‍???‍?‍?‍?‍?‍?‍?‍‌‍?‍‌‍?‍‌‍‌‍‌‍?。

　　三、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

　　《情采》篇關于這一部分文學思想的論述相對精簡集中，茲引原文于下：

　　若擇源于涇渭之流，按轡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劉勰認為想要正確運用文采，需要具備相應的前提，即在作文之初能夠辨明清濁，取舍正邪，故云“若擇源于涇渭之流，按轡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這里的“擇源涇渭，按轡邪正”，便是強調文章內容確立的重要性。在《文心雕龍》全書中，“邪”與“正”相對出現的次數并不多，更多的時候，與“正”對舉的是“奇”，如《正緯》“經正緯奇”、《辨騷》“酌奇而不失其貞（正）”、《定勢》“執正以馭奇”“逐奇而失正”等等。所謂正，即圣人之道，經義所載；奇就是不符合圣人之道、經義所載的思想或表現方法。奇與變相關，因變而得奇?！峨x騷》有四事“異于經典”，但被給予“奇文”“偉辭”之贊譽，并明確表示要“變乎騷”，說明劉勰對奇、變的態度十分辯證，并非一概反對。不過求奇必須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即《通變》中的“望今制奇，參古定法”，追求“奇”“變”一定要以“參古定法”為基本前提，也就是要“執正以馭奇”，牢記“酌奇而不失其貞”，否則恐怕就會步入“邪”路。“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艷乎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艷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于斯極矣。”劉勰認為《莊》《韓》“華實過乎淫侈”，以此強調要“按轡于邪正之路”。所以“邪”是“逐奇而失正”，完全背離了圣人之道、經義法度，是劉勰所極為不取的。

　　劉勰又云：“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認為女子真正的容貌美麗根植于“盼倩”，即其固有的風情姿態；而文章寫作亦然，文學創作的成就高低不是由華美辭藻決定的，而是由其內容思想決定的。由此進一步確立了文章寫作中“思想內容”的首要地位，這也是從文章寫作角度對孔子所言之“素”進行了更為明晰的闡釋。劉勰的文學、作文思想與“征圣”“宗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本段敘述中極為關鍵的“盼倩”一詞即出于經典?！对娊?middot;衛風·碩人》第二章寫道：“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極言莊姜出嫁時的美貌妝容。其中關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解釋鑒賞，最早應推孔子及子夏?！墩撜Z·八佾》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從這段對話中似乎可知《碩人》最初的原文中在“美目盼兮”之后還有一句“素以為絢兮”。雖然已不可考，但孔子在言談中闡發的相關文藝思想卻是肯定的，即“繪事后素”，意為“繪事后于素”，要先有了素白的底稿，才能在上面用顏料作畫。其理論內涵合于“文質彬彬”之論，同樣是闡述“質文”之道，但剖析更為深入，明確了兩者的先后層次，主張先“質”而后“文”。這一思想對劉勰影響是極大的，因此才有了《情采》篇中這一段專就作文而言的，更為深入系統的論述。

　　基于上述認識，劉勰從理論層面總結道：“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情理”是文章的經線，“辭采”是文章的緯線，只有使主體明確，內容雅正，文采才能潤飾其中，暢行無阻。至此，劉勰正式闡明了文章寫作中內容與形式的主從關系，強調文采形式要為思想內容服務。這是建立在“質文兼備”的基礎上，既強調“先質后文”又不囿于一端以致偏廢的辯證文藝思想，也就是“立文之本源”的真諦了。從思想淵源及現實意義來看，這既是對孔子“文質彬彬”“繪事后素”思想的綜合與推進，也是對當時浮靡訛濫文風的糾偏與扶正。

　　四、為情而造文

　　在質文并重，先質后文的基礎上，劉勰提出了文章寫作的一個重要原則，即為情而造文：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郁陶，茍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

　　作者以正反參照的寫法對比了“為情造文”和“為文造情”兩種作文方式。所謂“為情而造文”，即是前文談及“立文之道”時說的“五性發而為辭章”，強調文章的寫作是“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是心有所感，有感而發。如《詩經》的作者，從創作的發生階段就先已“志思蓄憤”，有了充分的感情積淀，然后才發而為文辭，抒發自己的情感，來達到諷諫的目的。“為文而造情”則是指為寫作而寫作。作文之初衷并非心有所感，文章內容絲毫沒有真情實意，所作之文也只是一味逞奇矜博，耀能炫技。需要稍做說明的是，此處的“志思蓄憤”顯然脫胎于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所借鑒的就是司馬遷“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之意。事實上這并不完全符合《詩經》的情況，司馬遷是為了讓自己的觀點表達更有力度，劉勰也是以此為例，僅為闡明道理：先賢們在創作的發生、本體乃至功用各個方面都本著“為情而造文”的原則，始終有真實充沛的情感，所以才成就了經典。同樣的道理，“以諷其上”只是借用，與劉勰本人的文學觀并不完全等同。至于“諸子之徒”云云，也是就“為文造情”的現象而言，絕非對諸子的全盤否定。雖然也不妨嘗試著“對號入座”一番，但其中行文需要的意義恐怕更大，作為系統嚴謹的作家論來看待恐怕有些不妥。

　　“為情而造文”與“為文而造情”產生的結果當然不同，前者“要約而寫真”，后者則“淫麗而煩濫”。由此劉勰又談到了情之真偽問題，正面闡述如“要約而寫真”，反面批駁則有“采濫忽真”“真宰弗存”，無一例外都體現了“貴真”“立誠”的要求。這是劉勰一貫主張的作文途徑，他認為，所作之文只有出于真情，為情而作，才能從根源上杜絕文章煩濫之弊，從而達到“文質彬彬”“理定辭暢”之境。與此相應，劉勰又提出了文章以“述志為本”：

　　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征？

　　“述志”即抒發性情之“真”、情志之“誠”。而強調其為“本”，實即在強調寫“真”的同時不要忽略了“正”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說，劉勰的“情”“志”始終是建立在“道”“圣”“經”基礎之上的，所以在《序志》中痛陳“離本彌甚”，在《宗經》中要“正末歸本”。晉宋之代，不少“志深軒冕”“心纏幾務”之輩，或為迎合風尚，或為干譽盜名，從而作些“泛詠皋壤”“虛述人外”的文章詩賦，致使“采濫忽真”之風日益顯著，文壇之內，“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幾為一時頑疾。鑒于此，劉勰先是從宏觀上正本清源，依“宗經”之法提出了“文質彬彬”以及“先質后文”的作文指歸；進而從具體寫作上彰明了作文方法：以為情造文，藥淫哇錮習。

　　要求“為情而造文”并非不顧文采，“要約而寫真”之“要約”就是對形式的要求。這就涉及文采表現的“度”的問題。劉勰說：

　　聯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

　　辭采的目的在于更充分地昭明情理，但假如過分浮華詭異，反倒會令情理受到遮蔽。就像過于精美的釣絲魚餌反倒釣不到魚一樣，言語的意義也會被華麗的文采所掩蓋。所以要在錦繡衣服外面加上一件罩衫，就是因為不愿過分裝飾；而賁卦的文飾發展到頂點后又回到白色，可見還是以返本為貴。這段話一面引經據典，一面聯系生活常識，反復強調的只有一個思想：文采的表現一定要適度。《宗經》“六義”中的“體約而不蕪”“文麗而不淫”也正是這方面的要求。因為情為文之經，文章以“述志為本”，所以文采一定要服從于情感表達的需要。

　　那么，應當如何把握好這個“度”呢？劉勰接著言道：

　　夫能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結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于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這也可以看作是劉勰對寫作中處理好文質關系的總要求：要設立正確的規范來安排內容，擬定恰當的標準來表達思想。思想內容明確了然后再去考慮辭藻、聲律等表現形式方面的元素，這才能既有文采又突出了思想情感，既為情造文，又做到了文質彬彬。至于正確的規范和恰當的標準，則當以《宗經》“六義”的前四條為指南：“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事信而不誕”“義直而不回”。

　　《情采》篇中蘊蓄的有關文章寫作的思想，即便時隔千載，今日看來仍極具現實指導意義與學術價值。具體來說，今人寫作，“文不對體”“虛情假意”“浮詞濫語”等弊病依舊不少。若依照《情采》提出的寫作方法，則應“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明確所欲表達的思想內容，再據此選擇恰當的表現方式。又如現今一些甚囂塵上的所謂的“抒情美文”，多有無病呻吟、堆砌辭藻之作藏匿其中。觀其文字或是“為賦新詞強說愁”，致使“真宰弗存”“言與志反”；又或是“茍馳夸飾”“言隱榮華”，一味追求辭藻浮麗而導致文章冗蕪，實可謂之“繁采寡情，味之必厭”。對此，《情采》篇中所提倡的“為情而造文”“要約而寫真”的作文指要仍不乏針砭之效，由此也更加彰顯出《情采》篇所含文學思想對今天文章寫作的現實意義與指導作用?？梢哉f，《情采》篇揭橥的文學思想不僅對齊梁時期浮淺淫麗的文風有補偏救弊之意義，更由此形成了較為完整全面的文章寫作理論，時至今日，仍不失為一種治學為文的有效原則和方法。

　　【 參 考 文 獻 】

　　［1］王志彬，譯注.文心雕龍［M］.北京：中華書局，2012：569.

　?。?］裴子野.雕蟲論［M］.北京：中華書局，1958.

　　作者閆禾 石海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