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地方高校在行使職稱自主評審權過程中存在諸多實踐困境:職稱本質屬性爭議的認知困境;“行政力量”對“學術力量”主導宰制的平衡困境;校級與院系評審權力失衡的分權困境;自主制定評價標準適切性缺乏和創新機制流于形式的行動困境。這些困境是由職稱評審權的“行政權”屬性認知誤區、地方高校職能部處的強勢地位和內部治理有效性匱乏等因素共同形塑的。應逐步通過多種路徑尋求突破:一是明確職稱“學術職務”的首要屬性定位;二是回歸職稱評審權的“學術自治權”本質;三是厘正校級“程序性審查權”和院系“治學權”;四是構建“校本化”評價標準和有效的評價機制。

　　【關鍵詞】 高校教師職稱;自主評審權;學術自治權;內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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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放職稱評審權是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的重要舉措。高校取得職稱評審權以后,同時擁有 “評”和“聘”的權力,擺脫了長期以來“用人”不能 “評人”的羈絆。2014年3月19日,浙江省教育廳和人社廳聯合下發《關于深化高校教師專業技術職務評聘制度改革的意見》,對全面下放職稱評審權進行了探索試行。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職稱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深化職改意見》),明確提出推動高校按照管理權限自主開展職稱評審。2017 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門聯合下發《關于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放管服”意見》),提出要改進教師職稱評審方法。2017年11月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印發《高校教師職稱評審監管暫行辦法》(以下簡稱《監管辦法》),進一步明確高校主管部門、教育行政部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要加強監管和業務指導。與部屬和省屬重點高校具有豐富的自主評審經驗相比,地方高校在行使評審權過程中存在諸多實踐困境難以擺脫,亟待梳理問題,查找深層次原因,尋求突破路徑,穩步推進職稱制度改革。

　　一、地方高校職稱自主評審權的實踐困境

　　(一)認知困境:地方高校“職務”與“資格”的職稱本質屬性爭議

　　“職務”與“資格”的屬性爭議具有歷史性和時代性。我 國 長 期 實 行 “評 聘 分 離”的 職 稱 機 制, “評”和“聘”由兩個主體分別完成,導致評的是“資格”或“稱號”,聘的是“職務”,形成了職稱是一種稱號或資格的既定事實。新一輪高校職稱改革厘定了評聘制度由“評審”和“聘任”組成,二者主體均是高校,同時強調評審制度與用人制度的銜接, 淡化資格,強化聘任。但有學者指出,作為評聘的基礎問題,職稱在評價過程中是“職務”還是“稱號”仍未有定論[1],導致行動中職稱屬性爭議和功能定位偏差,引發諸多實踐危機。

　　二、地方高校職稱自主評審權實踐困境的深層次原因

　　(一)地方高校職稱評審權的“行政權”屬性認知誤區是根源

　　職稱評審權的“行政權”屬性定位受歷史因素影響。長期以來,地方高校多數歸地方管理,由于受資源分配等控制模式的限制,通常無法擺脫對地方政府行政權的依附。《深化職改意見》指出: “對于不能正確行使評審權、不能確保評審質量的,將暫停自主評審工作直至收回評審權。”《監管辦法》也明確:“對整改無明顯改善或逾期不予整改的 高 校,暫 停 其 自 主 評 審 資 格 直 至 收 回 評 審權。”由于高校不能很好地承接下放的權力,政府收回權力也是一種保障性措施。由此可見,政府職能部門將高校教師職稱評審視為一種國家“委辦事項”,而難以將其推斷為高校的學術自治“固有事項”。因此,由于職稱評審權的特殊性,政府將其視為一種“行政權”,是歸屬于政府的權力, “放權”是政府對高校的授權或獎勵,而非高校自身擁有的“自治權”。職稱評審權的“行政權”屬性定位受現實因素影響。新一輪的高校教師職稱改革為了破除“終身制”,強化了聘任,淡化了資格,致使職稱的“職務”屬性凸顯。同時,改革中“評”與“聘”的主體合一,致使評審過程中的“學術權”被聘任過程中的 “行政權”所掩蓋。取得自主評審權的地方高校將其視為“行政權”,視職稱評審為內部管理行為,而非學術行為。綜上,職稱“職務”與“資格”的屬性爭議,為職稱評審權的“行政權”屬性定位埋下隱患,多種歷史和現實因素造成了職稱評審權的“行政權”屬性認知誤區,是諸多實踐困境的根源。

　　(二)地方高校職能部處的強勢地位是關鍵因素

　　政府對職稱評審權的“行政權”屬性定位,造成改革中職稱的“職務”屬性凸顯,信奉管理主義的行動者將職稱評審視為地方高校內部管理行為,學術自由主義在斗爭中處于弱勢地位。同時, 地方高校領導的效率優先和職能部處的利益取向,導致職稱評審由行政力量主導便理所應當。以上多種因素致使職能部處將政府下放的評審權收入囊中而未向學術力量和院系放權,造成了“行政力量”對“學術力量”的主導宰制和校級評審與院系評審權力失衡。然而,以行政慣例代替人才隊伍的客觀規律,以一般行政模式管理教師晉升事務,脫離了高校的特殊性質和客觀實際,加劇了行政力量與學術力量的權力爭奪,導致校級職能部處實際擁有“自主評審權”,造成學術力量和院系處于被宰制地位。

　　三、地方高校職稱自主評審權實踐困境的突破路徑

　　(一)起點:明確職稱“學術職務”的首要屬性定位

　　職稱的本質屬性和功能定位決定了評聘工作的起點。新一輪高校職稱改革旨在打破職稱的終身制,破除終身稱號,建立能上能下的職稱制度, 推進身份管理轉向崗位管理。因此,職稱不是“學銜”,不具有終身制和身份屬性。但職稱評審標準中設定的教學任務和學術業績,具有典型的資格屬性,是一種具有時效性的特殊“資格”。同時,職稱具有明顯的職務屬性,高校申報職稱數量要在核定的崗位總量和結構比例內進行,評價標準和評審結果要與崗位有效銜接。

　　(二)核心:回歸職稱評審的“學術自治權”本質

　　由于職稱“職務”屬性的強化和評審權的“行政權”屬性定位等深層次原因導致地方高校在評審過程由行政力量主導。《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要求“切實提高學術組織在高校治理體系的地位和作用,使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相對分離、相互配合”。因此,回歸職稱評審的“學術自治權”本質需要多方努力協作。要厘定職稱評審權不是“行政權”,而是“學術自治權”,職稱評審是學術評價行為。有學者指出: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權作為一種學術自治權,指涉作為團體的學術機構對其成員即教師的學術資格和能力進行同行評審的權力[5]。這就要求地方高校需要進一步明確職稱的“學術職務”的首要屬性,在評審過程中由學術機構進行學術評價,同行專家主導并參與校級評審和院系評審。行政力量則要秉承“學術相關性”原則,對學術自治領域保持克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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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劉金松.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權下放:邏輯、變革與瓶頸[J].中國高教研究,2017(7):81-8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