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經營環境不確定性可能提高企業非生產性支出和稅費支出，從而擠占民營企業生產性資源，降低民營企業經營活力。本文以2012年全國私營企業調查數據為樣本，分析地方政策不確定性和貿易環境不確定性這兩種經營環境不確定性對民營企業活力的影響機制及應對策略。本文基于地方政府人事穩定性測度地方政策不確定性，利用地區貿易依存度的非預期波動測度貿易環境不確定性，使用開工率刻畫企業經營活力。研究發現：地方政策不確定性對民營企業經營活力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平均而言，樣本城市的政策不確定性指數每增加一個標準差（0.35），民營企業開工率會降低1.36個百分點；相比之下，貿易環境不確定性對民營企業經營活力無顯著影響。進一步地，地方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經營活力的負向影響隨著地區營商環境的改善而減弱，而企業主個人化的政治聯系則不能緩解地方政策不確定性的沖擊。本文研究表明，市場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是民營企業緩解不確定性沖擊、保持經營活力的保障，由此揭示出以國內政策“確定性”應對國際環境“不確定性”的積極意義，并為理解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重要性提供了經驗支持。

　　[關鍵詞]不確定性；經營活力；營商環境

　　一、問題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迅速崛起，已成為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近一段時間以來，由于國際環境變化和經濟周期性因素的影響以及一些地區營商環境建設滯后，民營經濟發展面臨著許多困境，企業生存壓力有所增大。2016年上半年，民間投資增速由2015年的10.1%下降到2.8%①。2018年11月，習總書記總書記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分析了民營經濟發展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明確提出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六方面政策舉措①。因此，探索激發民營企業活力的有效路徑，在當下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二、理論分析

　　地方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經營環境變化可能引發民營企業一系列策略性行為：①增加非生產性支出。當面臨地方政策不確定性時，企業現金持有需求增強，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的風險規避動機提高（ChiandLi，2017），由于缺乏政府信用隱性擔保，民營企業面臨的外部融資約束將更強（紀洋等，2018）；同時，地方政策不確定性還可能增加民營企業決策失誤風險，減少民營企業預期收益。民營企業為克服不確定性風險，可能將更多注意力轉向政商關系、企業間關系等關系網絡的構建和維系。其中，良好的政商關系能通過“資源效應”和“信息效應”幫助民營企業獲得更多銀行貸款、財政補貼等政策性資源（余明桂等，2010；于蔚等，2012），確保民營企業在不確定性環境下具備充足流動性和必要的財務柔性。良好的政商關系還能幫助民營企業熟悉經濟政策走向和執行強度，相機調整經營策略，進而在市場競爭中贏得優勢和先機。然而，民營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通常缺乏制度層面的穩定溝通機制，構建和維系政商關系需要民營企業主動采取相應的策略性行為，這會增加企業非生產性支出（申宇等，2015）。綜上可知，地方政策不確定性會增強民營企業通過非生產性活動構建和維系政商關系和企業間關系的動機。②增加稅費支出。在地方政策不確定性背景下，民營企業稅收籌劃或逃稅避稅行為會更加謹慎，因為一旦未來稅收征管或審計趨于嚴格，民營企業逃避稅收行為可能面臨稅務機關的巨額罰款以及相應的聲譽損失（Hasanetal.，2014）。尤其是當地方人事變更導致地方政策不確定性時，民營企業的逃避稅收活動將受到更多約束和規范。這是因為，地方政府在經歷人事變更之后會有較強動機努力完成稅收任務，籌集充足的財政資金（盧洪友和張楠，2016），民營企業為了在政府人事變更之后贏得地方政府信任和好感從而構建更穩固的政商關系，也會主動減少避稅，配合地方政府征稅努力。需要強調的是，企業在納稅實踐中，除了繳納顯性的“稅”之外，還需要支付一系列隱性的行政性費用（于文超等，2018）。由此可見，繳納更多稅費也是民營企業應對地方政策不確定性的理性選擇。

　　三、研究設計

　　1.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統戰部、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和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四家機構成立的“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展開的“全國私營企業調查”。該項調查每兩年實施一次，本文使用的是2012年調查數據，這是該項目的第十次調查，調查內容涉及企業主要出資人情況、企業發展狀況以及企業發展環境等方面。受訪的樣本企業通過分階段抽樣手段確定，首先確定各省（直轄市、自治區）抽樣戶數，然后在每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抽取縣（縣級）市，最后按照城鄉比例，分行業抽取被調查企業，計劃調查4800家，實際調查5073家。2012年的調查詳細詢問了民營企業開工率、企業家政治身份等信息，為文章開展相關實證研究提供了支撐。各城市2001—2010年政府人事穩定性信息來源于擇城網、百度百科等網絡公開資料的搜集整理以及陳碩（2016）的數據分享，各省份進出口貿易月度數據和國內生產總值季度數據分別來自EPS（EconomyPredictionSystem）數據平臺的“地區貿易數據庫”和“宏觀經濟數據庫”，其他城市數據來自歷年《城市統計年鑒》。在實際使用過程中，文章剔除了指標數據缺失的樣本，并對連續變量進行了前后1%水平Winsorize縮尾處理以克服極端值對估計結果的干擾。在展開回歸估計之前，本文首先剔除無法確定所在城市以及所在城市政府人事穩定性信息不完整的企業樣本，然后將回歸方程變量指標中數據缺失的樣本進一步剔除，最終在基準回歸（表2第（1）列）中用到的有效樣本是2352家。

　　2.方程設定

　　本文設定方程（1），考察地方政策不確定性和貿易環境不確定性對民營企業經營活力的影響：Vitalityi=β0+β1Lpuc+β2Teup+β3Xi+β4Zc+εi（1）其中，被解釋變量Vitality刻畫民營企業活力，使用樣本企業“2011年生產、服務開工率”衡量。開工率直接反映了企業對自身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的綜合利用狀況，是政府監測經濟運行態勢和行業景氣程度的重要指標。開工率不足意味著市場需求萎縮、固定資產閑置、資金周轉不暢，企業缺乏活力；而開工率充足說明市場需求旺盛，生產資源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企業充滿活力。長期而言，開工率不足的民營企業會走向凋敝甚至退出市場，而開工率充足的民營企業會走向繁榮（魏下海等，2015；鐘粵俊等，2019）。轉型背景下，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長期受到開工率不足的困擾①，在市場競爭較為充分、利潤空間相對有限的背景下，民營企業需要不斷提高開工率方能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綜上，本文將企業開工率作為衡量民營企業經營活力的正向指標。

　　四、主要實證結果

　　1.基準回歸

　　本文首先考察兩類不確定性對民營企業開工率的總體影響。考慮到被解釋變量Vitality取值介于0—100之間，為獲得穩健且一致估計量，主要利用Tobit模型極大似然估計法（MLE）展開系數估計，同時，為經濟學解釋方便，主要報告和關注Tobit模型的邊際效應系數。表2第（1）列中，變量Lpu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而Teu系數并不顯著，這說明，地方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開工率有顯著負向影響，平均而言，地方政策不確定性Lpu每增加一個標準差（0.35），樣本民營企業開工率會降低1.36個百分點，而貿易環境不確定性對企業開工率沒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影響，假說1部分成立。這可能源于：貿易環境不確定性更多來自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相對于本土民營企業來說較為外生，因此策略性行為所能產生的作用也相對有限，此時，民營企業很可能等待這種不確定性的自然消除；相比之下，民營企業與地方政府“打交道”機會更多，民營企業通過策略性行為應對地方政策不確定性更加可行，更愿意增加非生產性支出和稅費支出。可見，在國際貿易環境復雜多變的背景下，降低地方政策不確定性對于增加民營企業開工機會更具現實意義，以國內政策“確定性”應對國際環境“不確定性”是現階段激發民營經濟活力的關鍵性舉措②。表2第（1）列中，變量Cost、Market系數顯著為負，這意味著原材料價格上漲的負面沖擊以及市場銷售不暢都會降低民營企業開工率，損害民營經濟活力。平均而言，成本上漲壓力每增加一個標準差（0.73），民營企業開工率會下降約1.36個百分點；而“國內銷售渠道不暢”導致民營企業開工率降低4.25個百分點左右。出口活動Export并沒有顯著影響民營企業開工率。另外，人力資本Human、企業年齡Firmage以及規模Size都對企業開工率有顯著正向影響，這與前文理論預期相一致。具體而言，“員工接受培訓”會增加民營企業開工率約1.99個百分點；而企業成立年限每增加1年，民營企業開工率會提高0.34個百分點左右；員工總數每增加10%，民營企業開工率提高約0.23個百分點。

　　2.穩健性檢驗

　　（1）變換回歸樣本。本文將按照以下思路變換回歸樣本以檢驗實證結果穩健性：①剔除特定行業的企業。金融和房地產行業是資本密集型行業且容易受政府調控影響，將這兩類行業納入回歸樣本可能造成估計偏誤，文章剔除這兩類行業的樣本重新估計基準方程，結果報告在表2第（2）列。②剔除經營異常企業。考慮到一些“暫時停業、等待機會”“打算出售”的受訪企業其經營模式和開工環境與其他民營企業相比存在明顯差異，本文剔除這些企業并重新估計基準方程，結果報告在表2第（3）列。③剔除直轄市企業。相比于其他城市，四個直轄市（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的行政級別和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存在明顯差異，本文剔除這四個直轄市的企業樣本重新估計回歸方程，結果見表2第（4）列。④使用工業企業樣本回歸。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工業領域出現新一輪產能過剩，涉及鋼鐵、水泥、電解鋁等傳統行業以及光伏、風電等新興產業（耿強等，2011）①。前文實證結果也表明，相對于非制造業行業，制造業行業的民營企業活力顯著更低。如果工業企業“恰好”集中分布在那些地方政策不確定性較高的樣本城市②，那么，“地方政策不確定性降低民營企業開工率”這一結論可能僅是“巧合”，而并非因果關系。為解決上述問題，本文基于工業行業的民營企業樣本，重復前文實證過程。根據產業分類標準，本文具體利用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煤氣水、建筑業四個行業的民營企業樣本。結果報告在表2第（5）列。⑤使用無擴張性投資企業樣本回歸。民營企業較低的開工率可能與過度的投資擴張有關。在地方人事更替較為頻繁的背景下，民營企業往往面臨寬松的信貸環境，有較強動機開展擴張性投資，導致實際生產能力超過市場需求，減少民營企業開工機會。為排除上述作用機制可能帶來的“干擾”，本文以調查年份（2011年）沒有進行擴張性投資的民營企業為樣本，重復前文實證過程，結果報告在表2第（6）列。

　　〔參考文獻〕

　　〔1〕陳德球，李思飛，鐘昀珈.政府質量、投資與資本配置效率[J].世界經濟，2012，（3）：89-110.

　　〔2〕陳碩.從治理到制度：央地關系下的政治精英選撥，1368—2010[R].復旦大學經濟系工作論文，2016.

　　〔3〕黨力，楊瑞龍，楊繼東.反腐敗與企業創新：基于政治關聯的解釋[J].工業經濟，2015，（7）：146-160.

　　〔4〕干春暉，鄒俊，王健.地方官員任期、企業資源獲取與產能過剩[J].工業經濟，2015，（3）：44-56.

　　〔5〕耿強，江飛濤，傅坦.政策性補貼、產能過剩與的經濟波動——引入產能利用率RBC模型的實證檢驗[J].中國工業經濟，2011，（5）：27-36

　　于文超，梁平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