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數字技術的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催生了局部的、不規范的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要實現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
［摘要］數字技術的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催生了局部的、不規范的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要實現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的普遍、規范和有序，尚需進行數字轉型，通過轉變文化觀念、變革體制機制、建設新的基礎設施，使經濟、社會和文化建立在信息化、網絡化、智能化基礎上，形成數字經濟社會的嶄新形態?????????????????????????????。數字經濟社會呼喚數字要素和資源參與的社會治理，確立數字治理格局，運用數字治理方式，以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轉型；數字治理
數字技術的廣泛運用，催生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治理，進而帶來更高的發展效率、更新的社會現象、更大的文化繁榮，解決我們想解決而未能解決好的一些問題，預示著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如何將數字科技進步帶來的自發的、零碎的社會現象，引向自覺、有序、健康和普遍，需要從認識數字科技開始，把握數字科技價值的實現邏輯和擴張路徑；需要創造必要的中間環節去引導數字化轉型，將傳統的觀念、體制和陳舊設施，導向數字技術支持的新觀念、新體制、新基建；需要在經濟社會的數字化形態基礎上，不失時機地探索和實踐新的治理方式，開發以數字技術、數字要素、數字資源為基礎的新型治理工具，提升企業、事業、黨政單位的數字化監管水平，推進國家、社會和個人共同參與的數字化治理，更好地服務于社會和群眾。正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所指出，發展數字經濟，要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致力于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加強數字社會和數字政府建設，致力于提升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1］
一、把握數字技術帶動經濟社會轉型和治理的邏輯
數字科技的萌芽、形成和發展過程，產生了信息經濟、知識經濟、數字經濟，體現了數字技術價值的實現邏輯。數字經濟超越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利用了更加豐富、更強功能的數字技術，特別是諸多數字技術的融合應用，突破信息和知識標志的經濟形態，數字技術的廣泛使用帶來整個經濟環境和經濟活動的根本變化。如果說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時期，數字技術對經濟活動發揮著工具、技巧、方法的作用，那么數字經濟條件下，數字技術就漸進轉化并升級到資源、要素、內容的性質上，數字技術及其積累的數據本身成了價值的主體和核心。以往任何一個產品，用過一次價值就會大幅下降；現在，數據用過一次后再次分類并重組分析，數據無損失還增值，運用價值更高。數據越沉淀，數據越龐大，經過分析和加工，就更具有反復利用的價值，數據成為最有價值的生產資料和要素，它能幫助化解不確定性，有效提升規劃和行為的成功率。面對重要的數字資源，需要建立新的社會契約，防止數字資產獨占，禁止個人數據濫用，確立數字資產所有權。總體上，數字經濟是在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基礎上出現的經濟發展嶄新形態。
遵循數字技術價值擴張和升值的邏輯，以數字科技為起點，人們正在梯次實現著數字產業化、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治理。
一是數字科技，包括云計算、大數據、5G、人工智能、區塊鏈、萬物互聯等數字技術的逐漸發展和融合，成為數字世界的基礎，有其自身的價值，越運用越普及，越能發揮其深厚的運用價值，挖掘其潛在的延伸價值。
二是數字技術產業化，就是數字技術率先在信息產業系統深度運用和廣泛擴散，運用和擴散的范圍包括：基礎網絡通信運營商、互聯網企業、信息通信設備終端(包括軟件產業)等三個方面。近水樓臺先得月，數字科技在信息通信系統的廣泛運用推進了信息產業的快速發展。
二、發揮數字科技優勢，積極引導經濟社會轉型
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全面構建數字社會，需要對原來的經濟和社會形態進行必要的轉型，升級到以數字技術支撐的嶄新形態，從而使經濟社會的運轉以及治理均建立在網絡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基礎之上。實現數字經濟社會形態及其運用數字要素參與治理，就需要用數字技術去改造和取代傳統的經濟社會的理念體制、運行程序和基礎設施。
(一)抓住數字技術及數字產業化有利條件適時轉型
新世紀以來，云計算、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等基礎性技術和前沿熱點技術加快迭代演進，深度融入社會各個領域，不斷迸發創新活力，信息化日益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先導力量，數字經濟正在成為全球產業變革和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各主要國家都把數字化、智能化升級作為謀求國際競爭新優勢的倡議方向。特別是隨著數字技術快速發展，人們獲取、存儲、分析數據的能力不斷增強，全球數據呈現爆發式增長、海量集聚的特點，數字技術價值擴張很快。近幾年的時間，數字經濟的發展已進入跨界融合、系統創新、智能引領的新階段。我國數字經濟和產業數字化的加速發展將帶動巨大需求，無疑對全行業都將是重大機遇。數字經濟社會變革的整體趨勢沖擊著傳統經濟、社會和文化，以數據為基本手段和新一代信息技術為載體的新社會形態正在世界范圍內形成，數字化轉型正當其時。在信息數字智能技術的發展中，數字經濟和社會的成長很不平衡，如何把握數字技術廣泛運用的條件，促進更大范圍的經濟社會轉型，成為各國競爭的一個主要內容，彼此都在搶奪先機。數字經濟和社會的不平衡有的是客觀因素導致的，需要促成數字技術的廣泛運用，有的是企業、社會組織和政府的主動作為和積極推進還不夠。因此，有序推進轉型，在于把握和爭取各種條件，及時制定政策，積極予以鼓勵。如果條件不具備，過早轉型就會效率低，浪費資源；條件充分而行動遲緩就會喪失最佳機會。美國是數字科技領先的國家，中國在5G、量子通信、語音識別、超級計算機等前沿科技領域也不斷取得突破，正在從“跟跑”向“并跑”“領跑”轉變，移動支付、共享經濟、在線購物、機器人制造等數字技術的運用和產業化蓬勃發展，特別是消費互聯網、數字技術運用在全球領先，實現了歷史性的進步。科技革命和創新是轉型的重要前提，但是科技產業化是數字轉型的直接條件。中國是同時具備先進的制造業技術和數字技術優勢的國家，近10億網民習慣于數字化環境的使用，中國各行業的產業數字化升級在未來10年面臨加速發展的巨大機遇。因此，推進數字化、智能化升級是抓住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歷史機遇的重大舉措，也是升級治理方式的重要機遇。歷史表明，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深刻改變著世界發展格局。把握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時機，及時組織和引導轉型，就能走在時代前列、引領新的發展。
(二)注重在思想觀念、體制機制、基礎設施上積極轉型
數字科技帶動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的轉型，正值全球抗疫特殊時期，無疑對數字化轉型和推進帶來沖擊，但另一方面也帶來新的機遇。我國抗疫的實踐表明，疫情防控的過程恰恰用上了數字技術支持的各種產品和提供的各種便利服務，“無論是開展大規模核酸檢測、大數據追蹤溯源和健康碼識別，還是分區分級差異化防控、有序推進復工復產，都是對科學精神的尊崇和弘揚，都為戰勝疫情提供了強大科技支撐”［2］。正是抗疫的實踐縮短了數字化轉型的進程，加快了觀念轉變、監管轉變、基礎設施轉型的步伐。
一是思想觀念的轉變。工業社會向數字社會轉型遇到的最大阻力是傳統和習慣勢力。我們雖已進行了幾年轉型探索，取得初步成效，但這次抗疫過程成為數字轉型的一次激變?????????????????????????????。在危及生命的病毒面前，必要的居家隔離、社交距離，讓人們靜下來將各種日常必需的數字技術運用、理念認識和規范監管合為一體，減少了許多思想說服、技術科普、試點試驗過程，在接受數字技術帶來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發展的實惠中，也在文化觀念、生活習慣、工作方式中接受了數字技術，大大縮短了轉型過程，推進了數字化步伐，為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的規模發展作了特別的鋪墊和準備。數字世界需要新思維，而思維、觀念和心態的轉變都帶有根本性，必須樹立與數字社會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和積極心態，以相應的觀念、心態來協調參與度，激勵員工、客戶、利益相關者乃至整個社會來進行創新。比如嚴謹而科學的轉型態度，需要協作和共享思維方式，這樣才能較好地接受數字化經濟和社會的動員。思想觀念轉變會促成對數字技術、數字經濟的理解和支持，在這樣的積極態度下，轉型才有積極性，推進才會有進展。這次疫情防控對數字化轉型是個促進和檢驗，對數字化治理也是個初步的整體化嘗試。
二是基礎設施建設的轉型。農業社會的基礎設施從“書同文、車同軌”開始，建立相應的驛站和官道，種植需求決定了水利工程是農業社會最受關注的基礎設施；工業社會有鐵路、公路、機場、電網等基礎設施，規模制造和物流的需求決定了電力和交通是工業社會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在向數字化社會過渡中，新的基礎設施建設離不開數字化轉型的底層支撐和技術保障，信息交流的需求決定了信息基礎設施成為數字社會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內容。隨著視頻應用、工業互聯網、數字工廠、數字文娛、在線直播、遠程醫療、在線教育等新應用、新模式加速涌現，現有IT計算力不足的現狀呼喚新的基礎設施；隨著生活工作的在線化，工廠與城市的智能互聯，智能產品的持續增長，自動駕駛與智能網聯車等新技術的導入，大量網絡與數據安全問題也亟待通過提升基礎設施予以解決。因此，數字轉型迫切需要以5G、AI等技術支持的網絡優化、智能升級、融合創新等服務的基礎設施體系，來解決這些問題。可見，新基建是新舊動能轉變和數字化轉型的技術性基座。當然，新型基礎設施是總體和融合的，不是局部和單獨的；是在原基礎之上對技術的提升和拓展，不是扔掉過去的設施；是以事務為中心，不是技術能力為中心。［3］新基建規模性擴展，將會降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成本。不同產業、行業、企業的應用，會使新基建有效倒逼產業鏈上下游間的數字化轉型，共建產業應用生態，通過各方對基礎設施的投入與應用，讓用戶在體驗到數字化辦公、學習、生活的簡單、快捷、方便的同時，也大量利用數字化技術引流，拓展業務，實現數字經濟利益最大化。全球化條件下，新基建還需融入全球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中去，成為開放和合作的基礎和平臺，為走出去和引進來的跨國企業、國際市場、各種交流充分賦能。
三是體制機制的轉型。數字轉型是一場管理革命，因為從傳統社會形態步入數字社會，會有許多不適和阻力。比如原來大一統的組織模式，層次過多，傳遞緩慢，相互扯皮，與數字技術的運用格格不入。按照數字化要求就需要改變組織的傳統體制，實現扁平化、簡單化、分布式的組織形式，才能傳達迅捷，職責明確，提高效率，轉變為適應數字化社會的組織方式。數字化轉型實際在倒逼企業、社會乃至政府組織的相關體制機制改革。某種程度上，轉型就是一種改革方式，是進入數字經濟和社會的必要前提。比如除上述提及的傳統組織機制縱向架構與數字經濟社會的組織扁平化、網絡化發展的適應性外，還要考慮怎樣更好地實現公共部門數字化，如何設計公共部門的激勵機制；如何糾正過去政府部門條塊分割，應急決策遲緩，響應快慢不一，家底不清，協調不暢，以及政府協同治理中能力短板的問題；怎樣從信息、組織、治理角度，簡化和縮短縱向多層的行政體制，體現小政府的精干高效，使適應了數字化的經濟和社會組織呈現明確的職責界限、清晰的法制規定、主動的應急思維、干練的工作作風，保證數字技術和功能運作深入，整體協同性強，在信息發布、事權分工、部門協調、物資保障、應急預案等方面有序進行，通過這樣的機制，推動數字政務和智慧城市建設，真正能夠利用數字資源和平臺以及各種技術手段，治理經濟金融問題、社會發展問題、文化信仰問題，以及緊急重大事件等問題。轉型的前面步驟都是后面舉措的條件，或者說數字化的步步推進都在倒逼相關環節的改革。轉型不規范，改革不到位，就會出現數字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就會抑制數字社會創新活力和發展動力的釋放。只要改革到位，堅持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數字化轉型就會前移或深入，調整后的體制機制就能適應網絡交易的“虛擬性”、跨地域交易的“全球性”、跨境電子商務全天候交易的“高效性”。災難最能檢驗數字轉型和治理的能力和成效，這次疫情防控是數字轉型和治理的試金石，也是數字轉型的促進站和檢查站。“這次疫情實際上是一個外生沖擊，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難得的觀察數字經濟的機會。如果沒有這次外生沖擊，數字經濟的很多形態我們很難看得太清楚，其價值評價也不夠客觀。這次突如其來的疫情將數字經濟的真實面貌很好地呈現在我們面前。”［4］
(三)協調并引導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實施全面轉型
習近平同志指出：“加快完善數字基礎設施，推進數據資源整合和開放共享，保障數據安全，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更好服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5］數字化轉型就是致力于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在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推廣和運用，調動經濟、社會、文化運用數字化技術的熱情，發揮它們各自的優勢，促進數字經濟社會的平衡發展，培育普遍的相互帶動的數字經濟社會形態。
一是發揮企業等經濟組織在數字化轉型中的骨干和前沿作用。經濟對數字最敏感，數字對經濟最有吸引力。經濟的趨利性很容易與數字資源結合一體，使經濟領域成為數字轉型最早最快的形態。數字轉型在于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真正把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做強，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企業等經濟組織的數字化轉型是通過實現所有業務的自動化、智能化、數字化，最終推動企業產品研發、生產制造、精準營銷等具體業務的優化。通過搭建企業的數字化中臺，連接前臺客戶需求與后臺企業資源，打造以客戶為中心、以科技為引領，具備持續規模化創新能力的數字化企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就是把設計、創新、優化的東西，變成模型和算法，并且和實際過程連接在一起，構成一個新的系統、新的工藝、新的裝備，形成一條條生產線、一個個工藝過程、一個個管理和決策過程、一個個服務和協同過程，而且要以數字化為基礎持續地優化，不斷體現智能化。［3］具體來說：通過數字技術武裝制造類企業，使過去純粹的物理空間向虛擬空間以及虛擬與物理融合的空間轉變，在產品的設計、生產、營銷等環節，部分或全過程地實施數字控制，從自動化向智能化升級；通過數字化智能化產品研發及產業化，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應用和對傳統產業的替代步伐；通過數字虛擬與實體制造的融合運用，包括人機協作，創造新的生產方式，比如共享經濟中，訂單、支付等環節可在數字空間完成，而具體的生產、物流、供貨在線上統籌支配，與線下物理空間相應對接，實現人機協作、機器與機器銜接，把數字技術應用到能夠挖掘和應用到的最大的范圍和程度；通過跟進數字制造的規范、管理和提高，革新企業經營監管方式，推動企業內部管理決策鏈、生產制造鏈、客戶服務鏈反應更加敏捷高效精準，降低監管成本，緩解委托代理的信息不對稱矛盾，提高管理效率，最終以降本增效的程度、以用戶對產品和服務的滿意程度來檢驗數字經濟的發展效果。
二是保護和發展民眾對社會服務數字化轉型關注和支持的熱情和期望。社會服務的數字化轉型是關系民生最重要的內容，與企業數字化、智慧城市建設緊密相連，具有廣闊的市場需求和轉型動力。需要在數字經濟、數字企業、數字城市的帶動下，促進社會服務的加速轉型。在勞動就業方面，可以積極探索并建立人力資源的智能網絡共享平臺，激發各種用工和人力資源的活力，既能減輕政府部門宏觀引導的負擔，又會促進求職者個人的積極性能動性，滿足求職者回避原單位的尷尬和隱私。在醫療方面，加速線上線下合作，把能在網上智能診療等可解決的項目擴展到最大，把線下到醫院的項目縮減到最小，把高質量醫療資源的效用在網上擴展到最大，減少百姓到城市看病的交通、食宿等費用，通過網絡數字等技術手段解決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在教育方面，促進漸趨成熟的線上線下結合的教學向規范發展，有效做好網上教學的組織和管理，做好同中小學課堂教學的銜接，真正取締被逼補習、變相補習，解決補習泛濫導致的學習負擔過重、影響學生身心健康等問題。在健康養老方面，可以開辟線上線下相結合的領域，通過數字功能的發揮，緩解老人孤寂，組織老年娛樂，引導適當健身，便利親屬慰問監護。在鞏固脫貧方面，數字化可向鞏固脫貧的地區傾斜，包括網上促銷剛脫貧地區的產品，快遞農村地區的土特產品，擴大線上對農村地區的招工，網上對現代農民的培訓，網上提供各種農民所需的服務，用網絡方式普及有關知識。
三、適應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構建數字治理機制
為適應數字技術運用，配合數字化轉型，更好地促進社會高質高效發展，應在已轉型的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前提下，加快探索數字治理的方式。數字治理實質上是以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的應用和融合為基礎，以這些技術運用中最大的公因子——數字為標志，在確保數據安全的前提下，政府、企業、個人等不同主體最大程度地開放數據資產，促進數據關聯應用，形成“用數據對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服務、用數據創新”的現代治理模式。
(一)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呼喚相應的數字治理方式
不同的社會形態都有相對應的治理方式。數字轉型推動了信息智能技術的逐漸滲透、廣泛運用和充分融合，改變了經濟、社會和文化賴以存在的傳統基礎，在打亂它們各自原來結構的基礎上重組新的結構，深刻改變著經濟形態、社會形態、文化形態，出現了數字經濟、數字文化、數字社會的雛形。同時，在全社會加速數字化重構過程中，過去傳統工業文明的治理方式已經無法適應數字時代的需要，傳統的治理能力受到挑戰，從而也對數字政府的建設，尤其是數字治理提出需求，政府機構、企業和事業單位都在考慮如何借助數字化技術，讓各自的組織體系更加靈活，讓組織或社會的協同更加高效，借助數據化、平臺化推動數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6］這樣的數字經濟社會基礎和環境，勢必要求在原來決策、規劃、調控、監管、法治的各種治理方式基礎上，吸納富有時代氣息的智慧社區、智慧企業、智慧城市、數字中臺、數字政府的管控形式，并加以梳理綜合，進而形成數字治理系統。
由于數字經濟、數字社會還是零碎的并不系統，數字治理的整體框架尚未形成，需要在促進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的基礎上，著力探索并搭建數字治理體系，需要把轉型過程的每個環節有機地鏈接起來，使零散的功能系統化，盡快形成以數字和信息為要素和重要資源的治理機制，建立與數字技術相兼容、與數字經濟社會相匹配的治理模式，探索和展開相應的嶄新治理實踐。雖然新的數字治理正在繼承和接替原來社會治理的任務，但是從治理手段、治理效率、治理范圍上，都已經超越原來的治理模式，數字治理的范圍更廣泛，擔負的任務更具時代性。
(二)數字治理的發展目標決定數字治理任務
數字治理主要是通過運用信息智能的治理能力，利用各種數字監管工具和手段，釋放數據作用和價值，激發數據生產要素對經濟社會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同時更多地將風險化解于萌芽，使經濟、社會、文化、政府等各個方面處于平穩運行、安全健康和發展向上的趨勢，進而提高整個社會綜合發展的創新活力、競爭實力、治理能力。特別要針對重大突發性公共事件，要敏捷反應、測算研判、及時應對、技術干預、科學施策，達到化解風險、解決問題的目的。未來數字治理將主要擔負兩個大類的治理任務：一是治理數字生態下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中的問題和風險，特別要通過數字技術和數字分析的支持，精準研判、及早預警、緊急處置，治理安全和發展方面的突發性重大公共事件；二是治理數字技術及其運用產生的問題和風險，比如數據的泄露篡改、數字壁壘、數字鴻溝問題，信息壟斷、信息污染和信息孤島問題，網絡病毒、網絡黑客、網絡安全問題，智能化帶來的情感、暴力甚至仇恨，以及對智能過高的期待和不負責任的智能炒作問題，平臺自身的生態系統問題。
具體來說，企業要“把數據治理和數字管理結合起來，從組織架構、管理制度、操作規范、信息技術應用、績效考核支持等多維度對組織的數據模型、數據架構、數據質量、數據安全、數據生命周期等方面進行全面的梳理、建設以及持續改進”［4］。通過數據治理，達到精準營銷、改善用戶體驗、提升服務質量，將無序的數據轉化為利潤。
政府要在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基礎上，提升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將數據轉化為科學決策，使輿情監控、網絡反腐、政府績效考核等公共領域對數據的應用程度不斷加深，實現政府決策、政府管理由事后決策轉變為事前預警，從而為各行各業提供有效的業務信息支持。社會各種組織可以利用數據開發實用性強的大眾應用，提升公眾在社會管理中的參與度，實現全社會向創新方向發展”［7］。
總之，數字治理是對數字社會行使權力和控制的活動，包括組織、制度、流程、工具等要素。通過數字治理，增強企業競爭實力、政府治理能力、社會創新活力，實現對數字的治理和用數字來治理。數字世界色彩斑斕，新事物新現象迭出，不可預知性、不確定性正在沖擊我們的生產生活。安全和發展成為數字世界的兩大痛點，對此不能回避，必須面對，需要做好平衡，以安全保發展、以發展促安全；需要我們樹立數字意識和思維，培養數字能力和方法，構建治理體系和機制，完成數字治理的任務，實現數字治理目標。
四、以數字治理的鮮明特點和優勢提升治理效果
數字治理有一些不同于傳統治理的特點和優勢，正是這些特點和優勢，使這種新型的治理具有數據的流動性、資源的復用性、平臺的賦能性，進而在治理過程中呈現出數字資源流動的開放活力，激發出治理的創新熱潮；數字要素復用的無限分享，實現著治理的低成本高效能；數據積累賦能的廣泛合作，輸送著挖掘不盡的治理動力。
(一)平臺性、社群性和交互性的交流方式，實現著民主平等的治理效果
數字治理打破過去點狀和線狀的信息傳輸方式，站到了平面和立體的信息互動平臺之上，而平臺可以彌補單個企業資源有限、市場協調有時滯的缺陷，在短時間里動員和協調生態中的人員、技術、設備，提供規模龐大的響應服務。比如，“在疫情防控中數字平臺高效配置資源。一方面，平臺企業積極組織人力物力，保障戰時民生所需商品的市場供應，全球采買各類急需醫療防護用品，通過企業快捷物流體系向疫區輸送防疫物資，展現出數字經濟的精準高效。另一方面，平臺企業發揮特殊的社會組織功能，比如有的電商依托自身公益平臺及時發起募捐，為疫區購買輸送急需物資，體現出平臺企業直接聯系各類人群的廣泛性和持續性”［9］。
來自各個方面的數字，呈多方位、全息性、動態式的圖景，反映不同角度、時間、方位的現實?????????????????????????????。在平臺上大家都可以參與治理，又是被治理者，組織、單位和個人通過自己的終端或平臺與不同的治理系統互動，或單向輸出信息，或相互溝通，各群體互動參與，治理者與被治理者的身份界限由清晰到淡化。這與以往統治式、領導式、監管式的自上而下的單向治理系統根本不同，體現了多元主體和共同參與的特點。隨著智能技術增加，原來較多的以人為主的監管角色過渡到由智能機器人參與的多元治理者，這會減少許多人為的猶豫和感情影響，能夠毫無保留地堅持既定原則，一視同仁地實現監管到位。
(二)數據對不同事物和行為價值及其關系的反映，使原本復雜的治理關系變得簡單
當每個人都是數字信息提供者，物聯網讓萬物都以活的數字存在時，數字信息海量存在。數字不僅是信息智能技術形式，也是信息的表達方式，是重要的商品資源，還是生產和工作的各種要素，數字具有了一般意義上的價值。2009年英國明確提出數據成為信息時代的新貨幣。治理中的數字不僅反映自身的價值，也能夠同貨幣一樣，反映各種數字背后體現的各種事物、行為的價值以及各種事物之間、行為之間、事物與行為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反映的價值程度。這就使原來復雜的治理和監管變得簡單，進而提高治理效率，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這種特點還有賴于數字技術的充分發展和運用才能更加突顯。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N].人民日報，2020-11-04.
［2］習近平.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20-09-09.
邵春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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