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近年來，精神貧困已經得到越來越多國內學者的關注?‍‌‍?‍‌‍‌‍?‍?‍‌‍?‍‌‍?‍?‍‌‍?‍‌??‍?‍?‍‌‍?‍?‍?‍‌‍‌‍‌‍‌‍?‍‌‍?‍???‍?‍?‍?‍?‍?‍?‍‌‍?‍‌‍?‍‌‍‌‍‌‍?。從精神貧困的內涵界定、表現、成因和治理路徑四個方面，對精神貧困研究進行綜述?‍‌‍?‍‌‍‌‍?‍?‍‌‍?‍‌‍?‍?‍‌‍?‍‌??‍?‍?‍‌‍?‍?‍?‍‌‍‌‍‌‍‌‍?‍‌‍?‍???‍?‍?‍?‍?‍?‍?‍‌‍?‍‌‍?‍‌‍‌‍‌‍?。研究發現國內學者基于不同的學科背景，對精神貧困展開了多方面的探究,并積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核心概念界定模糊，研究方法和視角比較單一，研究內容不夠深入，理論與實踐脫節嚴重?‍‌‍?‍‌‍‌‍?‍?‍‌‍?‍‌‍?‍?‍‌‍?‍‌??‍?‍?‍‌‍?‍?‍?‍‌‍‌‍‌‍‌‍?‍‌‍?‍???‍?‍?‍?‍?‍?‍?‍‌‍?‍‌‍?‍‌‍‌‍‌‍?。后續的研究應更注重探析深度貧困地區的精神貧困，關注產業扶貧中的精神貧困問題，同時應關注地方精神貧困治理的具體實踐。

　　［關鍵詞］精神貧困；貧困人口；扶貧；內生動力

　　目前，我國已進入脫貧攻堅戰的決勝階段，貧困地區尤其是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任務仍較嚴峻，而精神貧困問題嚴重影響著脫貧攻堅的成效。在扶貧工作中，貧困群眾“等靠要”“爭當貧困戶”“拒絕脫貧”等現象十分突出，這些現象歸根結底都是精神貧困的外在表現。為此，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引導貧困群眾克服等靠要思想，逐步消除精神貧困”。［1］精神貧困一詞第一次出現在黨和政府關于扶貧攻堅的政策文件中。此后，不少地方開展了精神扶貧或脫貧的實踐，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精神貧困逐漸成為一個熱點領域，學者們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和學術背景出發，對精神貧困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已有研究進行回顧和梳理，有利于學者們了解該領域的研究進展，提高其在學界的“可見度”。同時，可以通過回顧促進反思，明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一、精神貧困的內涵界定

　　我國學者對精神貧困進行理論研究，始于20世紀末。學者們基于不同的研究視角和研究目的，對精神貧困作出了不同的界定。

　　余德華和麻朝暉認為，精神貧困是相對于物質貧困而言的一個概念，是指某一社會群體或個人在價值觀念、道德素質和行為習慣上落后于社會主要物質生產方式，以致影響現實生活需求滿足的狀態。［2］［3］

　　吳稼稷和高圓圓等認為，精神貧困是部分貧困群眾身上與物質貧困相伴隨的一種脫貧致富方面的思想和能力均極其低下的狀態，它既體現了貧困群體理想、信念、價值取向的滯后，也反映了其能力素質水平的低下。［4］［5］

　　胡鞍鋼等學者從行為科學的角度，將精神貧困定義為貧困人口缺乏志向、信念消極、認知和決策偏差的行為現象。［6］

　　李鳳蘭和李飛從心理學視角對精神貧困進行界定，認為其是指貧困群體表現出的消極心理特征，包含認知、情感、動機等多個方面。［7］

　　胡象明等借用經濟學的概念來界定精神貧困，將其界定為貧困群眾由于受到脫貧意愿和脫貧能力等因素的影響，對精準扶貧的政策、措施等制度供給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現象。［8］

　　二、精神貧困的表現

　　學術界對精神貧困的表現的研究沒有形成統一共識，主要觀點集中在脫貧意愿不強、脫貧動力不足、思想觀念落后和道德素質下滑四個方面。

　　（一）脫貧意愿不強

　　張志勝認為，長期的貧困使得貧困群眾產生了強烈的宿命感，認為貧窮是命中注定的，把自身的貧困歸結為上天的安排，不相信通過自己的勤勞苦干能改變貧窮的命運。他們不愿改變已有的生活，溫飽即安。［9］薛剛認為貧困人口的脫貧意愿不強，主要表現在：他們習慣于當前的生活狀態，不愿改變，不太考慮長遠；貧困地區尤其是深度貧困地區的群眾，深陷貧困多年，甚至祖祖輩輩貧困，逐漸接受了貧困現實和命運，淡化甚至喪失了脫貧意愿。［10］

　　（二）脫貧動力不足

　　趙宇認為，不少貧困戶建檔立卡后吃慣了救濟糧，花慣了救濟款，對政策依賴性強，有的貧困戶甚至幻想著“蹲在墻角等小康”，一心只期盼外界的幫扶。［11］汪健和李沿穎認為，一些貧困戶覺得脫不脫貧是政府和扶貧工作隊的事，自身參與脫貧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高。他們不關心自己能否脫貧，怎樣脫貧，而是擔心脫貧以后各項福利能否持續。［12］［13］侯萬鋒等認為，貧困人口的脫貧動力不足主要表現在：貧困群眾對扶貧政策的認識不足，對扶貧工作抱著“走著瞧”的觀望態度；一些貧困群眾雖有脫貧致富的意愿，但對國家扶貧工作缺乏行動上的積極響應，被動參與脫貧；一些貧困群眾進取精神不足，奮斗動力不強。［14］

　　三、精神貧困的成因

　　國內學者普遍認為，精神貧困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它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綜合來看，造成精神貧困的因素主要來自物質、政策、文化和環境四個方面。

　　（一）物質因素

　　王尚銀和余德華認為，物質上的貧困必然導致精神上的貧困。物質財富的匱乏使得貧困群眾缺乏享受基本的精神生活的經濟條件，也使他們難有時間和精力去從事政治、文學、藝術、科學等活動，豐富他們的精神世界。如此，貧困群眾精神世界的空虛也就成為必然的事情。［20］［21］柳禮泉等認為受物質貧困的限制，大多數貧困地區缺乏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務和健康的文化休閑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貧困地區群眾的精神貧困。［22］

　　（二）政策因素

　　在以往的扶貧工作中，我國政府長期對貧困群眾采取“輸血式”扶貧方式，即為貧困者送糧、送衣、送錢，保障貧困群眾的基本生活。譚賢楚認為，“輸血式”扶貧模式助長了貧困群眾對政策的依賴性，這種扶貧模式使貧困群眾處于一種被動的接受狀態，自身的脫貧積極性未能充分調動，反而養成“等、靠、要”的依賴思想，而這正是精神貧困的主要表現。［23］王美玉認為，“輸血式”的扶貧方式忽略了貧困群眾的社會屬性和全面發展的需求，不利于貧困群眾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和個人的全面發展，因此造成了貧困群眾的精神貧困。［24］張貴群認為，從政策環境來看，當前我國出臺的相關扶貧政策對政府和扶貧干部的幫扶責任做了明確的規定和嚴格要求，形成了五級書記抓扶貧、全員動員促攻堅的局面，但對扶貧對象的脫貧責任卻未做明確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部分貧困戶對自身脫貧義務的忽視。［25］

　　四、精神貧困治理的路徑

　　目前，國內學界主要從促進經濟發展、完善扶貧政策、加強文化建設、強化教育扶貧和夯實組織建設五個方面提出對策，以期消除貧困人口的精神貧困。

　　（一）促進經濟發展，創造消除精神貧困的物質條件

　　莫光輝認為，政府應根據貧困地區當地獨特的資源條件，為貧困地區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發展其區域特色產業，使當地的貧困群眾看到特色產業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和所擁有的巨大潛力，從而積極發展生產，投身于脫貧攻堅的進程之中；各級政府應進一步加大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改善貧困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和人居環境，并積極妥善地做好易地扶貧搬遷工作，完善易地扶貧搬遷后續產業扶持。［31］

　　向德平等認為，應通過促進經濟發展、提高貧困群眾的收入來扶貧扶志，調動貧困群體在扶貧過程中的參與積極性，從而緩解貧困群體的精神貧困狀況。一方面，應通過市場化升級已有的生計項目，獲得最大化利益，以實現貧困群體增收。另一方面，應拓寬貧困群體的收入渠道和收入來源，因地制宜的發展特色產業項目，帶動貧困群體增收。［32］

　　（二）完善扶貧政策，營造消除精神貧困的政策環境

　　林閩鋼認為，為激活貧困對象的內生動力，需將以幫扶人員為核心的反貧困政策，轉變為以貧困者為核心的反貧困政策。反貧困政策不是政府單方面向貧困群體提供幫扶，收益的貧困群眾也應履行相應的義務。對有勞動能力的貧困對象，應避免現金和實物的直接給予，強調權利與義務并重。［33］

　　薛剛認為，應努力擴大貧困群眾的參與范圍，在精準扶貧中給予貧困群眾充分的知情權、主動權和管理權，積極鼓勵貧困群眾參與到貧困治理中，耐心寬容的對待貧困群眾的參與。［34］

　　張軍成等認為，應鼓勵貧困群眾一起參與研究脫貧措施，尊重貧困群眾的自身意愿，根據貧困戶的實際情況，“因人因戶”精準施策，充分調動貧困群眾脫貧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政府部門應構建貧困戶脫貧致富的激勵機制，通過有效的激勵手段，教育和引導貧困群眾堅定脫貧致富的偉大夢想，激發他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拼搏精神，增強貧困群眾自主脫貧的信心和決心。［35］

　　五、研究總結與展望

　　總體而言，國內學界關于精神貧困的研究還遠未深入，但是在研究內容上體現出了涉及面廣的特點。可以看到，國內學界對精神貧困的內涵、表現、成因和治理路徑已經展開了一些研究，并積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這無疑為學術界的繼續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但是現有的研究仍存在不足。

　　（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一是核心概念界定模糊。目前，雖然國內學界在研究精神貧困問題時，對精神貧困的定義、內涵和外延作了比較籠統的闡述，但對精神貧困及其相關概念內涵仍未達成共識，甚至還存在將“精神貧困”與“文化貧困”、“心理健康問題”等概念等同的情況，概念的混淆必然導致不能深入把控問題的關鍵。

　　二是研究方法和視角單一。國內關于精神貧困的研究中，定性研究占絕大多數，定量研究明顯不足，從社會學和政治學角度出發的研究較多，而從經濟學、行為科學等學科角度出發的研究較少，跨學科的研究更少。大多數的論文都不過是觀點的羅列或簡單闡釋，難覓新意，這種淺層次、重復累述的研究顯然不利于該領域研究水平的整體提升。

　　三是研究內容不夠深入。國內學者主要研究精神貧困的內涵和表征，對精神貧困成因和治理路徑的研究相對不足。對精神脫貧或扶貧雖有個案觀察,但對整個實施過程缺乏足夠的案例支撐和理論解釋，更缺乏持續的案例追蹤研究，研究需要開拓。

　　四是理論與現實脫節嚴重。國內學者沒有緊密聯系地方精神脫貧或扶貧工作實踐來對精神貧困進行研究。換言之，貧困人口精神貧困研究的成果還沒有有效運用到精神貧困治理的實踐之中。此外，目前我國在精神脫貧或扶貧方面的實踐可給學術界提供的經驗性養料并不多，這也從一個方面限制了理論的發展。

　　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學者的研究，為我們了解貧困人口的精神貧困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但都未能科學地分析并揭開“精神貧困”的黑箱。

　　（二）研究展望

　　本文基于現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以下三點展望：

　　一是應關注深度貧困地區的精神貧困?‍‌‍?‍‌‍‌‍?‍?‍‌‍?‍‌‍?‍?‍‌‍?‍‌??‍?‍?‍‌‍?‍?‍?‍‌‍‌‍‌‍‌‍?‍‌‍?‍???‍?‍?‍?‍?‍?‍?‍‌‍?‍‌‍?‍‌‍‌‍‌‍?。當前，我國的脫貧攻堅戰進入解決深度貧困問題的攻堅階段，精神貧困研究應更關注深度貧困地區的精神貧困，并針對不同貧困地區的特殊情況探究精神貧困發生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

　　二是應關注產業扶貧中的精神貧困。產業扶貧是實現穩定脫貧的根本之策，產業發展離不開群眾的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當前，我國產業扶貧的實踐中，有相當一部分貧困戶屬于主觀上缺乏脫貧動力的精神貧困，這嚴重影響產業扶貧工作的質量。為此，應深入剖析產業扶貧過程中的精神貧困，注重從發揮貧困群眾的主體性出發，創新產業扶貧機制，激發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

　　三是應關注地方精神貧困治理的實踐。目前，我國不少地方已經開展了一些實踐活動，積極探索精神貧困治理的路徑，并積累了不少經驗。如近幾年來，全國多地政府創新扶貧模式，建立“愛心超市”、“勵志脫貧光榮榜”、“愛心兌換銀行”等，喚起了貧困群眾的“精氣神”。因此，應多關注地方精神貧困治理的具體實踐，挖掘各地精神貧困治理實踐探索的典型案例，及時總結地方探索實踐的成功做法和先進經驗，從而為其他地區更好開展精神貧困治理工作提供理論啟迪和經驗儲備。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 國務院.鄉村振興倡議(2018-2020年)［N］.人民日報，2018-09-27(10).

　　［2］余德華.論精神貧困［J］.哲學研究，2002，(12).

　　［3］麻朝暉.欠發達地區農村返貧現象探析［J］.商業經濟與管理，2003，(4).

　　林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