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意義]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網絡安全成為挑戰中美關系的新議題?‍‌‍?‍‌‍‌‍?‍?‍‌‍?‍‌‍?‍?‍‌‍?‍‌??‍?‍?‍‌‍?‍?‍?‍‌‍‌‍‌‍‌‍?‍‌‍?‍???‍?‍?‍?‍?‍?‍?‍‌‍?‍‌‍?‍‌‍‌‍‌‍?。這種挑戰不僅來自于國家層面，也來自于智庫領域?‍‌‍?‍‌‍‌‍?‍?‍‌‍?‍‌‍?‍?‍‌‍?‍‌??‍?‍?‍‌‍?‍?‍?‍‌‍‌‍‌‍‌‍?‍‌‍?‍???‍?‍?‍?‍?‍?‍?‍‌‍?‍‌‍?‍‌‍‌‍‌‍?。美國智庫憑借其知識專業、與決策圈的聯系緊密以及對公眾輿論的影響巨大，在中美關系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方法/過程]本文選擇8個在美國政治舞臺和智庫領域占據主導地位、且意識形態不同的智庫為研究對象，利用文獻分析法分析這些智庫有關中美網絡安全的研究成果，分析它們對中美網絡安全的認知變化及特點，為中國的應對提供政策性指導。[結果/結論]本文研究發現，美國主要智庫對中美網絡安全的認知經歷了從認同合作到不贊同合作，再到態度模糊化的過程。其中，大部分觀點強調在網絡安全領域中美的競爭成為必然。然而，也有一些聲音強調要客觀看待中美網絡安全，擔心惡化的中美經濟關系會使得美國在網絡安全領域處境更為不利。中美網絡安全是有變數的。

　　關鍵詞：中國 美國 智庫 網絡安全

　　隨著網絡技術發展，網絡攻擊的風險隨之增加。網絡攻擊可能導致重要的信息和技術的泄露，有可能與情報、軍事活動關系密切，也可能與金融貿易高度相關。網絡安全已成為事關國家安全的大事。當前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國家已經制定了網絡安全相關的政策和法規。網絡安全也成為中美關系無法回避的重要議題。網絡安全不僅成為兩國政府高度重視的問題，也變成了智庫研究的問題焦點。美國智庫通過研究報告發布、評論發表、研討會召集和國會聽證會參與等多種方式就中美網絡安全問題表達自己的看法，不斷提升自己對美國網絡安全政策的影響力。因此，就美國智庫關于網絡安全問題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分析將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研究發揮重要的作用。

　　1 樣本的選擇及理論起點

　　本文精心甄選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倡議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傳統基金會、蘭德公司、威爾遜中心、美國進步中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這8大智庫作為研究樣本。這些智庫是美國主流智庫的一個縮影，非常具有代表性。這8大智庫在目前最具權威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項目”研究編寫的《全球智庫報告》中，從2017—2019年連續3年均位于美國頂級智庫榜單突出的位次。其中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位居全球最佳國際經濟類智庫榜單的榜首；倡議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和蘭德公司位于國防和國家安全類智庫榜單的前三甲；布魯金斯學會不僅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智庫，更是在全球最佳外交政策和國際事務類智庫中位居榜首。從政治傾向的角度看，這8大智庫包含了3種不同的立場。傳統基金會的政治色彩最濃，是最大的保守派智庫，倡議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帶有一定的保守主義色彩，蘭德公司保持中間偏右的立場。美國進步中心是自由派智庫的代表，布魯金斯學會的立場中間偏左，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威爾遜中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基本保持中立。

　　從研究內容看，這8大智庫都從事網絡安全議題的專項研究，都把中國問題看作是一個重要議題。倡議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從2003年涉足網絡安全的研究，是最早介入網絡安全研究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從2010年開始陸續有網絡安全的研究成果推出，它的技術創新中心（Center forTechnology Innovation, CTI）把網絡安全和網絡間諜威脅作為關鍵性議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從國際經濟政策的角度分析相關網絡政策和網絡攻擊；威爾遜中心以網絡安全為重點研究議題，設立數字未來（The Digital FuturesProject）及科學和技術創新（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Program）兩大全球項目?？▋然鶉H和平研究院重點關注金融部門的網絡安全問題。蘭德公司重點關注中美網絡安全問題，并發表了大量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這8大智庫從不同角度就中美網絡安全議題的研究成果進行推理和論證，并依據各自結論提出了不同的外交政策建議。

　　傳統的國際關系研究以國家為主要研究對象，視國家為完全理性的行為體，國家偏好以及由偏好所引起的利益訴求決定國家的行為邏輯。經濟福利和安全利益是影響國家間關系的兩大重要因素。經濟相互依存以及對經濟福利的高度關注促使國家合作，這符合新自由主義的邏輯。當國家把安全利益放在首位，兩國關系被現實主義者描述成為權力斗爭，國家間必然被競爭甚至沖突充滿。事實上，經濟的相互依存并非必然導致合作，對國家安全關注并非一定導致沖突。這種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方法忽視了市民社會的維度。國家偏好選擇不完全是國家的行為，還與社會力量密切相關。國家間關系的發展是國家和社會互動的最終結果在國際層面的反映。這就是說國家和社會之間存在有機聯系，市民社會自覺不自覺地根據國家的議程調整自己的活動。反過來，國家的議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市民社會的宣傳所塑造。按照此邏輯，本文認為葛蘭西筆下的“完全國家”是國際關系真正本體。“完全國家”是由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一起構成的。每個社會集團都會同時造出一個或多個知識分子階層，這些“有機知識分子”既與特定社會歷史集團保持緊密聯系，又與群眾緊密相連并教育和啟蒙大眾。國家與社會本質上是互嵌的，兩者的偏好可能會相同，也可能會有差異，但是本質上都是服務于國家利益的。國家與社會相互塑造，社會推動國家成為社會需要的國家；國家規制社會成為國家需要的社會。

　　美國智庫與政府的現實關系也印證了這一點。作為市民社會的組成部分，美國智庫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提供政策分析，美國政府將實施什么樣的政策很難提前獲知，美國智庫通過與他們聯系緊密的政治家、學者、專家和記者，可以獲得一些有用的信息。二是美國智庫有關政策研究是透明的，它們發布的研究成果內容翔實，為美國外交政策的走向提供了佐證。三是提出實際的政策建議，智庫是社會和政府之間的中介，它可以將學術研究轉化為可利用的知識，從而產生實際的政策建議。從總體上看，智庫憑借自身擁有的知識權威，向上影響政府決策，向下傳播主流意識形態，塑造民眾對國家的認同?‍‌‍?‍‌‍‌‍?‍?‍‌‍?‍‌‍?‍?‍‌‍?‍‌??‍?‍?‍‌‍?‍?‍?‍‌‍‌‍‌‍‌‍?‍‌‍?‍???‍?‍?‍?‍?‍?‍?‍‌‍?‍‌‍?‍‌‍‌‍‌‍?。反過來，政府的政策導向也會框定或者影響智庫的立場，二者在互動中力圖維護美國現有的優勢地位。冷戰時期，美國主要智庫關注研究中國，積極參與中美關系的改善。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美國主要智庫則聯手醞釀“中國威脅論”，成為中美關系障礙的制造者。當前，網絡安全成為困擾中美關系的熱點問題之一，美國主要智庫倡議應將維護信息安全、網絡基礎設施安全和防止網絡攻擊和入侵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務。

　　2 美國智庫對中美網絡安全認知的轉變過程

　　2010年前后，美國媒體和情報部門頻繁抱怨中國對美國實施網絡攻擊，中美網絡安全問題迅速升溫并受到美國智庫的高度關注。圍繞網絡安全問題，美國主要智庫陸續發表自己的看法，并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議。

　　2.1 金融危機后美國主要智庫對中美網絡安全的認知：贊同合作與主張競爭并存

　　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主要智庫針對中美網絡安全發布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一部分智庫認為中美在網絡安全領域有合作必要和合作空間。布魯金斯學會的李侃如和彼得·W·辛格（Kenneth Lieberthal，Peter W.Singer）在2012年曾指出，網絡安全議題很有可能是中美雙邊摩擦的一個主要來源，但是中美雙方都可以從互聯網的穩定運行中大大受益，因此，中美需要聯合制定網絡安全共同規范[1]。美國進步中心副總裁魯迪·德·萊昂（Rudy de Leon）在2013年指出，中美兩國在網絡安全領域可以尋求合作，網絡安全甚至應該成為兩國軍事關系建設性發展的一部分[2]。2015年中美兩國首腦會晤后，雙方承諾繼續共同制定和推動國際社會網絡空間的合適的國家行為準則，并建立兩國打擊網絡犯罪及相關事項高級別聯合對話機制。這次中美對話為中美網絡安全合作提供了一個關鍵的起點。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哈夫包爾（Gary Clyde Hufbauer）認為，2015年中美在不從事商業間諜活動方面達成的協議……為更為廣泛的國際協議的達成了提供基礎[3]。

　　然而，有的美國智庫認為中美網絡安全合作存在難度。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的史文（Michael D. Swaine）在2013年就指出，足夠的壓力或激勵措施可能會促使中國減少其針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網絡商業間諜活動[4]。在他看來，美國需要采取以實力求和平的威懾倡議，而非平等協商的方法去推動中美網絡合作。有的智庫則不贊同中美在網絡安全方面實施合作。倡議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裁詹姆斯·路易斯（James A. Lewis）在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證詞中說，中美之間的倡議分歧已經擴大……美國需要考慮的根本問題是先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建立共識[5]。蘭德公司的斯科特·沃倫·哈羅德（Scott Warren Harold）和馬丁·C·李比奇（Martin C. Libicki）認為，美國對中國網絡空間的活動表示不滿，中國譴責美國搞網絡霸權，雙方對網絡空間的發展和要求截然不同，這導致了雙方合作空間縮小[6]。蘭德公司還從網絡技術與軍事關系視角強調中美之間的分歧，該智庫在2017年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倡議支援部隊的成立旨在更好地將空間、網絡和電子戰能力融入解放軍的行動。這意味著中國的信息戰已經成為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進入一個可能對美國軍事行動產生重大威脅的發展期[7]。傳統基金會更是把中國定位為敵對國家，美國要防止敵對國家的滲透。它的資深研究員詹姆斯·卡拉方諾（James Carafano）在2007年就指出，網絡安全需要確保敵對國家和犯罪集團不會滲透到為國家安全服務的公司[8]。雖然美國主要智庫對中美網絡安全的態度存在差異，但是上述只有蘭德公司、倡議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和傳統基金會不看好中美網絡合作。

　　2.2 特朗普任職初期美國主要智庫對中美網絡安全認知：競爭態勢增強

　　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初期，在“美國優先”口號和民粹主義彌散的政治氣氛下，美國智庫普遍認為中美在網絡安全領域的競爭態勢增強。美國進步中心中國政策項目主任梅勒·哈特（Melanie Hart）和該中心國家安全和國際政策部副主任凱麗·麥格薩門（Kelly Magsamen）指出，中國企業正在世界各地建立和運營的數字網絡，中國不僅可以使用這些數字網絡進行情報的收集，還可以通過這些數字網絡在全球范圍內推行中國式互聯網監管原則[9]?？▋然鶉H和平研究院的埃里卡·博格哈德（Erica Borghard）認為，科技進步會進一步提高網絡攻擊的風險，中國是具有攻擊美國金融部門能力的國家。金融部門的網絡安全應該是事關國家安全的問題[10]。威爾遜中心數字未來項目主任梅格·金和雅各布·羅森（Meg King，Jacob Rosen）認為，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機器人可能被用于發動網絡攻擊，其攻擊速度更快并且更有效[11]。美國主要智庫不僅認為中國信息技術已經對美國網絡安全產生威脅，而且中國政府發表的涵蓋了從軟件到路由器，交換機和防火墻等各種產品的近300項與網絡安全相關的新的國家標準增加了美國公司在中國的經營難度，也給美國主導的網絡安全標準帶來挑戰。倡議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詹姆斯·A ·路易斯（James A.Lewis）認為，中美正在競相控制現代權力杠桿——全球規則和制度、標準、貿易和技術[12]。該中心技術政策項目的高級研究員山姆·薩克斯（Samm Sacks）認為，中國《網絡安全法》以及其他一系列相關法規的實施意味著中國要成為先進信息通信技術的全球領導者[13]。他明確指出，中國政府不僅有發展自主技術的雄心，而且要承擔制定全球網絡治理規則的使命——這些規則與西方市場經濟規則基礎上的互聯網基本原則——在線自由、隱私、自由國際市場和廣泛的國際合作截然不同[14]。威爾遜中心的學者孔安怡（Aynne Kokas）認為中國的《網絡安全法》和相關的技術監管框架將從根本上改變數據的所有權和流通，按照中國的法律，不僅中國企業，而且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公司也應該遵守該法律，這意味著中國通過立法規范全球企業數據投資所帶來的安全問題，正在為數據貿易建立新的全球標準[15]。美國進步中心梅勒妮·哈特（Melanie Hart）和凱麗·麥格薩門（Kelly Magsamen）認為，全球商業越來越依賴數字技術，美國不能任由中國控制5G移動通信基礎設施，應該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為數字貿易創造一個安全空間[16]。當然，也有智庫表達了希望中美網絡合作的愿望?？▋然鶉H和平研究院網絡政策倡議的聯合主管兼研究員蒂姆·毛瑞爾（Tim Maurer）認為，盜竊、使用互聯網去控制數據等方式可能威脅到金融體系的穩定，具有破壞性的網絡攻擊對全球金融體系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中美在保護金融穩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因此，這一挑戰為中美合作提供了機會[17]。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非常駐研究員西奧多·H·馬蘭（Theodore H. Maran）認為，在一個所有信息技術供應商都已全球化的供應鏈條中，以國籍為由，針對一兩家公司如華為采取措施，這對美國的安全沒有任何幫助[18]。從總體上看，除了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外，其他幾個美國智庫都認為中美在網絡安全上的競爭態勢增強。美國智庫態度集體轉變的同時，美國政府的態度也趨于強硬。2018年9月20日，美國政府發布《國家網絡倡議》（《National Cyber Strategy》）為美國網絡發展和安全定調，針對中國的意味增強。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來打壓中國信息技術，引導美國有關中國IT產品“危險”的討論，把網絡安全與工業和貿易問題聯系在一起，這表明美國意在加強與盟友的合作以及與中國展開競爭的態勢加強。

　　2.3 當前美國智庫對中美網絡安全認知：擔憂和搖擺

　　隨著中美貿易戰的持續發酵以及美國宣布華為禁令后，曾是奧巴馬政府時期國土安全部負責網絡和基礎設施保護的副部長，倡議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蘇珊娜·斯波爾?。⊿uzanne Spaulding）提出，美國要在網絡空間實施威懾倡議，以防止中國利用網絡空間破壞美國在地區和全球的影響力[19]。蘭德公司的蒂莫西·R·希思（Timothy R. Heath）明確表示，即使美國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華為參與了政府主導的間諜活動，但是基于安全和經濟理由考慮，限制中國電信公司參與美國國內網絡建設是令人信服的[20]。而其他的美國主要智庫所持的立場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它們不僅擔心中美貿易摩擦波及到美國產業鏈的方方面面，導致美國的經濟利益受損，也擔心特朗普政府對華為的禁令無法達到預期的效用。蘭德公司的另外一位研究員阿里·內爾（Ali Wyne）指出, 中美經濟脫鉤的后果可能意味著更大的麻煩。一個不受美國經濟聯系約束和投資的中國可能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構成更大的挑戰[21]。倡議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詹姆斯·劉易斯贊同美國對華為實施禁令，但是對英國繼續使用華為的5G電信設備表示擔憂和不滿?‍‌‍?‍‌‍‌‍?‍?‍‌‍?‍‌‍?‍?‍‌‍?‍‌??‍?‍?‍‌‍?‍?‍?‍‌‍‌‍‌‍‌‍?‍‌‍?‍???‍?‍?‍?‍?‍?‍?‍‌‍?‍‌‍?‍‌‍‌‍‌‍?。傳統基金會的克隆·基欽（Klon Kitchen）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他指出，一旦英國采用華為的5G設備，歐洲其他國家效仿英國，中國因此將可能獲得危及整個歐洲大陸安全的倡議據點[22]。美國主要智庫意識到一味排斥中國并非是件好事，對中美網絡安全的態度開始模糊化。布魯金斯學會在2020年4月發布的《全球化中國：技術》中指出，中美在網絡安全領域的競爭已經不可避免，美國可以采取很多替代倡議，而不是一味地遏制中國[23]?？▋然鶉H和平研究院亞洲項目高級研究員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認為，在網絡技術領域，美國應推動與其盟友在規則和標準方面達成共識，但是，吸納更多的國家參與包括中國將使得制定的規則更有意義[24]。威爾遜中心的梅麗莎·格雷菲斯（Melissa K. Griffith）指出，華為和整個中國很可能會在現在和未來的全球5G生態系統中繼續扮演一些角色。即使美國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能夠保持在5G領域的電信主導地位，阻止華為技術在本國國內外廣泛使用，5G仍然是一個非常不安全的關鍵基礎設施[25] 。

　　美國主要智庫分別從經濟、安全、技術以及政策等多個層面解釋中美網絡安全問題。它們普遍認為中國網絡技術和政策對美國是一種威脅，且中美網絡合作空間是縮小的，但是，隨著中美關系的持續變動，尤其是中美貿易摩擦引發的一系列問題，美國主要智庫擔憂中美關系惡化會對美國的網絡安全產生更為不利的影響。

　　3 美國主要智庫對中美網絡安全認知轉變的特點

　　信息技術的發展可以引發國家間沖突，也可以為潛在的國家間合作創造機會。美國主要智庫對中美網絡安全的認知并非固定不變，而是適時調整的。不管美國智庫在中美網絡安全問題上的立場強硬還是溫和，發生什么樣的轉變，它們的認知邏輯都是以維護美國利益為基調的。

　　3.1 美國主要智庫對中美網絡安全認知與美國政府立場吻合

　　從美國主要智庫研究中美網絡安全的成果看，它們的論據采納了美國政府部門及其情報機構的數據，其觀點帶有很強的官方色彩。2010年前后，五角大樓、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商務部、國土安全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等率先以報告發布和媒體報道的方式表達了中國實力增長會對美國國家安全產生威脅的觀點。美國國家反間諜執行局在2011年的報告里指出，中國是最積極和頑固的網絡入侵者。美國國防部2011年的《網絡空間操作倡議》把中國看作是網絡空間威脅的主要來源之一。2012年眾議院常設情報特別委員會發布的題為《美國國家安全問題——由中國電信公司華為和中興構成》指出，使用華為和中興這兩家公司的電信設施會給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帶來風險。2013年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Defense Science Board）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指出，至少29種美國武器設計系統被中國黑客竊取。2018年3月22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列舉了許多強制性技術轉讓和美國知識產權遭受侵犯或者盜竊的案例。事實上，根據信息通信技術發展指數（ICT Development Index, IDI），該指數基于11項指標來檢測和比較各國信息技術的發展，在2017、2016和2015年這3年中，中國在176個國家中分別排在了80、81和82位[26]。這說明中國的網絡技術方面是大大落后于美國的。美國主要智庫卻忽略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與美國政府有關部門一道大力渲染中國威脅論。在美國主要智庫看來，中國制定的信息技術發展計劃，不管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都是為了挑戰美國的優勢地位。20世紀80年代啟動的863計劃，20世紀90年代的973計劃，再到2016年中長期科技計劃都是如此。2019年布魯金斯學會的何瑞恩（Ryan Hass）和扎克·巴林（Zach Balin）指出，中國政府的“中國制造2025計劃”，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對人工智能發展的關注以及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學習會議上強調軍民技術發展的融合，這些促使華盛頓歇斯底里的情緒出現[27]。

　　3.2 美國主要智庫認為中國網絡技術給美國帶來了經濟和安全風險

　　西方向中國轉移先進技術大大地推動了中國科技快速發展，但卻讓美國的技術優勢地位削弱。在美國主要智庫看來，中國網絡技術的進步源于國外技術，是竊取了美國知識產權。早在1975年，蘭德公司的漢斯·海曼（Hans Heymann）就指出，中國飛機生產技術落后于西方大約20年，中國技術的發展取決于外部世界的貢獻。如果沒有外部援助，這一差距無法縮小[28]。詹姆斯·A·路易斯指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領導人就把發展太空計劃視為加速現代化和獲得大國地位的工具，其中，衛星生產制造能力的提高依賴于獲得外資合資企業的幫助[29]。傳統基金會的譚慎格（John Tkacik）指出，中國的半導體技術就是從國外獲得的[30]。而且，美國主要智庫認為中國從國外獲得技術的主要途徑是強迫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轉讓技術。這就是說中國技術基本源于政府采取各種方式強迫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轉讓技術或者是直接盜竊，而非自主創新。這種說法完全沒有考慮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正在改善而不是惡化的趨勢。有的智庫學者認為盡管知識產權保護的完善可以遏制技術的非法轉移，但是西方的高新技術還可以通過其他途徑流入中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瑪麗·拉弗莉（Mary E. Lovely）指出，招募高技能人才回國創業是中國獲取技術信息的一個重要方式[31]?；诖耍O法遏制中國從國外獲取先進技術變得非常迫切，也成為中美關系緊張的因素。

　　3.3 美國大部分主要智庫認為網絡安全與軍事發展息息相關

　　中美關于網絡安全的分歧已經不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非常嚴峻的現實問題。美國主要智庫認為中國網絡技術進步已經在經濟軍事等多個領域體現出來，并在某種程度上放大了中國對美國網絡安全的威脅，它們尤其擔心中國把網絡技術用于發展軍事力量。2001年蘭德公司資深研究員柯瑞杰（Roger Cliff）認為，中國在微電子、計算機、電信設備、核技術、生物技術、化學、航天和航空等8大技術領域都已經取得很大進步，這是支撐中國軍事力量壯大的潛力股[32]。2007年1月11日，中國成功地用一枚導彈摧毀了一個500英里高的軌道上的老化氣象衛星。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彼得·布魯克斯（Peter Brookes）把這一舉動解讀為中國軍事技術的進步，他發表評論說，中國成功試射了一種反衛星武器，這次成功意味著中國不僅能夠摧毀近地軌道衛星，如氣象、通信、監視和全球定位衛星，還可能嚴重阻礙美國的軍事行動[33]。華為與中國軍方以及中國政府的關系也頻頻被美國智庫質疑。傳統基金會的譚慎格（John Tkacik）認為華為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之間的聯系極其密切，中國人民解放軍可以直接進入華為進行培訓和使用其技術基礎設施。在這種環境下訓練的網絡戰部隊是熟知網絡通信和編碼的軍事應用專家[34]。盡管中國的軍事技術仍無法與美國相匹敵，但美國主要智庫則呼吁美國要采取防范和威懾等方式限制中國網絡空間能力提升，以應對中國軍事實力提升給美國帶來的安全威脅。美國智庫構筑了對華認知的共識：中國網絡技術和政策對美國是一種威脅。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強硬的網絡安全政策不僅與保守派智庫的立場實現了合流，也與民主黨關系密切的美國進步中心，還與意識形態傾向不是特別顯著的蘭德公司和美國倡議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立場基本一致。只有少數智庫對上述觀點提出質疑。布魯金斯學會的李成（Cheng Li)）指出，美國媒體一直認為中國是對美國造成威脅的罪魁禍首，這是有失公平的[35]。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西奧多·莫蘭（Theodore H. Moran)已經指出，美方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中國軍方入侵美國計算機系統，中國軍方只是一個合乎邏輯的懷疑對象[36]?‍‌‍?‍‌‍‌‍?‍?‍‌‍?‍‌‍?‍?‍‌‍?‍‌??‍?‍?‍‌‍?‍?‍?‍‌‍‌‍‌‍‌‍?‍‌‍?‍???‍?‍?‍?‍?‍?‍?‍‌‍?‍‌‍?‍‌‍‌‍‌‍?。

　　4 中美網絡安全領域面臨的前景

　　網絡技術推動了國家在經濟、政治、軍事等多個領域做出變革。這些變革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世界政治的未來。美國政府的決策受美國主要智庫構筑的知識環境的影響，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美國政府是傾向于安全利益還是經濟利益，直接決定著中美關系的基本走向。

　　4.1 網絡安全內嵌于經濟全球化：中美合作成為必然

　　從全球主義理念出發，中美應是網絡安全領域的合作者。全球主義承認世界是相互依存的，它存在的本意是促進全球經濟的共同發展和相互聯系，但是高歌猛進的全球化卻并沒有讓全球主義更加盛行，反而削弱了它的影響力。特朗普政府更是舉起了“反全球主義”的大旗。然而，拋棄全球主義并不可取。當今，各國IT公司的供應鏈條也已經全球化，構建網絡空間國際規則體系需要各國的共同支持。中美任何一個國家的反對或抵制都無法形成國際性規則。在經濟領域，全球化的生產網絡在不斷促進人類之間數字化聯系的同時，持續變革的技術也引發了許多新的風險，有效應對風險或對重大事件做出快速反應離不開國家間的合作互助。2017年3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警告，惡意使用信息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可能破壞對國家和國際金融體系至關重要的金融服務、金融安全和金融信心，危及金融穩定。當越來越多的破壞性極強的網絡攻擊對全球金融體系構成巨大威脅時，保護金融穩定成為世界主要國家的共同利益需要。中國和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它們的合作將使世界受益。正如布魯金斯學會的李成所說，中美的合作將建立“新型互聯網關系”[35]。當前，威爾遜中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和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等沒有明確意識形態傾向的智庫還未完全偏離全球主義的軌道。當美國政府與智庫互動中最終選擇的對外政策注重經濟福利時，網絡安全的考量可能會從完全從屬和服務于國家軍事和政治安全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國家便能在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之間尋找平衡點，重新調整相互間的關系。目前，中美貿易摩擦引發的一系列負面經濟后果已經促使智庫反思原先的立場，主要智庫立場的轉變傳達給政府后，中美之間把潛在合作變成現實的可能性仍存在。

　　4.2 網絡安全置于國家安全高度：中美沖突成為一種可能

　　站在國家主義的立場，中國被美國視為國家網絡安全領域的競爭者。根據國家主義理論的解釋，政府的對外經濟政策需要考慮經濟活動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信息技術進步會在各個領域帶來變革，增添新的國家安全內容。信息技術與軍事、政治等的高度融合使得中美網絡安全問題一開始就無法擺脫安全和軍事因素的影響。本文選擇的8個智庫中，傳統基金會和倡議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作為保守主義的代表，它們奉行國家主義的對外政策，是特朗普政府背后的支持者。它們認為中國信息技術的發展不僅會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而且會提升軍事領域中國的信息化競爭能力。特朗普政府看似關注美國與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實則將保護美國技術列為優先事項，并試圖削弱中國已經取得的優勢。其實質是通過重塑中美經濟流向，服務于國家的安全利益。2019年5月美國將華為列入實體限制名單，限制美國企業和華為之間的服務和商業往來。無論是華為還是美國的科技公司均因此損失巨大。2020年5月美國商務部不僅全面升級對華為的制裁，還宣布對中國33家科技公司、科研機構和個人實施制裁。這一舉措一旦落實影響將更為巨大，甚至可能導致中美各自制定自己的技術標準和協議，導致雙方不得不為保護各自關鍵基礎架構的安全而付出昂貴的代價。這對中美而言均非好事。

　　隨著信息技術給國際經濟和安全環境帶來的變化，中美對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二者間平衡和妥協的程度決定著兩國關系的發展方向。這種改變不會自然而然產生，需要通過改變美國主要智庫的認知，進而去影響政府和國會的行為。在當前環境下，要想讓美國政府重新審視中美網絡安全以及中美關系，我們積極與美國主要智庫加強接觸和交流就顯得尤為重要。當美國智庫和政府不再完全以服務于國家安全為中心，愿意重新選擇以經濟福利為重心的對外政策時，中美兩國的合作將重新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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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霍淑紅